到了宁波站后，又不想回陶公山了。因为我还是个右派身分，还是一贫如洗。这是有违我“要末死掉，要末体面回家”决心的。当时如无一种生死搏斗的刚烈，对父母的汗血钱二十块银元是出不了“三只手”的。我自知无颜见得“江东父老”，便继续南行八十里，去象山半岛寻根，并企图在那里找个立足点。
象山县城丹城的小姑父史济民已从乔司劳改农场刑满释放回来。尽管他家尚有客房，而我不去他家投宿，这有一个难言之隐。
55年暑期，我在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曾去杭州上海走亲和游玩。在杭州大姑母家遇到了在杭州寄读的济民儿子——表弟美珍。由他口里得知小姑父的化名和避难隐藏处。我玩了西湖，即转上海。正考虑与大姐说还是将小姑父举报了算了，刚巧亲家婆为此也在嘀咕，说那位行踪鬼祟(土改怕被揪上批斗台，老娘竭力催促，避难在外，怎不提心吊胆)的姑丈老是来找大姐，别落个知情不报工人姐夫可是担待不起的。于是我的脑海中浮现了保尔.柯察金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英雄形象，下了决心，对姐姐说：
“逃过今天，逃不了明天，新中国的江山是铁打的，苏联美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我们也不能翻身忘本。你没忘掉抽壮丁，将你作为丈夫替身关押在乡公所的耻辱吧?”
这一既不图名又无实利的“断六亲”行为，在我被打成右派回家后，早被母亲骂得狗血喷头。小姑母是精细的人，她早就断定是我干的“好事”，她也许以为这是我在52年被她家当作抽盗资金的工具，省悟后在55年所作出的反应(详见《青春劫》一书)。问题是史济民是不是伟大领袖著作中或图解作家笔下的地主，他与黄世仁根本对不上号，现在我有什么脸面去他家投宿吃饭呢?
我在离丹城三里外的白鹤庙农场一位堂兄家落脚。有一次我去县文化馆阅报，却与姑父不期而遇。他仍然白白胖胖的，保养得很好。县文化馆是他消闲的场所。这位尊孔训，讲孝道，亲族感情浓厚的商业地主，非要我去他家吃饭不可，似乎我不曾把他当成敌人对待似的。
在大庭广众的场合，我最不习惯拉拉扯扯;羞于出现婆婆妈妈、俗里俗气的事。我就顺着他到了经堂桥附近，52年暑期我省亲过的地方(那时他已去上海避土改对他的批斗、清算剥削的风头，高一学生的我不曾见他)。我老着脸皮会见了姑母。
姑母除了以礼相待之余，在话锋和眼色中多少显示了她知道我曾扮演过的“大义灭亲”的角色。饮酒吃饭中两次冷冷地说：“我啦阿珍真笨也，你侬阿峰乖哪!”
我表弟美珍不善言辞，此时此地见着我更一言不发;本性忠厚，未有发作。姑父在席间则一本正经地问我已迁住莫枝的老奶奶可好。我奶奶该是他的岳母也。还问我父母“脚骨健哦?”道地的乡土话。手轻脚健是健康的表现。但我只能含糊其辞，我没有告诉他们我那段传奇般的闯关外的冒险经历，在我觉悟和成熟过程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对迷信崇拜毛伟人和他阶级分析简单化，忽视人的社会因素的反思萌动了。
我羞于坐上他家的餐桌，吃喝中不大抬头说话，但我委婉而十分明确的告诉他们，我想在象山度难关。上山砍柴，卖柴度日或跟表弟去门前涂农场种棉花，能糊口就行。
“可惜”，姑父说：“你章家山村已沉入苍岙水库。章家庄百来口人都迁走了。你知道他们迁往白鹤庙和南庄了吗?”
“知道。”我边吃边答。
姑母插嘴说：
“门前涂农场年年亏损，阿珍个人生活都困难。”
阿珍也不言语，吃了就走，也不打一声招呼。总之，气氛是不融洽的，我吃罢也就告辞。但姑父送我至墙门口，突然他容光焕发地向我建议：
“找周联娥去，她是副县长，主管农林。去年还是右倾机会主义，说她是彭德怀在象山的代表。现在可好，官复原职。她也许能帮你。”
姑父的建议与几个同宗兄弟的想法是一致的。于是我决计去找周联娥同志，丹城的母亲。
丹城，象山县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石浦是象山的渔港和经济重镇。与石浦相邻的鹤浦南田岛尚有明末抗清英雄张苍水屯兵处)，其地理位置也差不多是半岛的中心。它座落在苍翠的山峦与一片葱绿的田野之际。其南门与东海大洋相隔仅三四十华里。56年那次台风，即“八一”风暴，挟持着汹涌的海潮，犹如水漫金山，直逼古老的丹城。县府干部率众奋勇抗台，牺牲了32名干部，英雄事迹还留在为他们修建的烈士馆内。当时县府大院内尚有几排草房办公。干部不忘象山人的本色：艰苦朴素，平易近人。
每逢“一、六”大市，四面八方赶集的农民、渔民和山民的队伍象游龙走蛇似的向丹城汇集。吆吆喝喝，街街巷巷都是人的流，物的海;往来买卖，一片繁荣。勤劳节俭的象山人(我父母就是道地的象山人)为集市提供了丰富又价廉物美的农副产品及水产品。摩肩接踵的人流中，不少是奉化，鄞县等隔港客商。到了中午，人头犹在满街攒动。风味小吃摊热气腾腾，顾客满座。这种勃勃生机和繁荣景象，表明主管农林的同志的工作是出色的。
这是晴朗的一天。我一早就闯入了县府大门;我向值班在大门口的武警战士点了点头就进去了。这个象山县府，代表陈独秀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张国焘，他的父亲曾在这里当过主事(县令)。张国焘来访过。
步入大院里，我一眼瞧见一位穿着朴素，但很有气度的中年妇女，正在给鸡喂食。我断定她就是我所要找的。她无官长的架子，却有执政者的气质。县长也叫父母官，我看她很象百姓的父母，平民化，延安时期优良方面的遗风。
“周县长，我有事找您。”我紧走两步，端正地站到她的跟前，庄重地招呼她。
她和蔼地打量了我一会，去放了糠盘，洗了手。她说：
“你来。”她把我引进了她的办公室。
周副县长绍兴口音。她让我在她对面一把椅上坐了，中间只隔一张办公桌。我痛切地向地述说了我的身世和在“北政”不幸遭遇，与钱端升院长一起见报了。她点点头说：
“没有关系!”她可能见过报，有印象。
够了，“没有关系”四个字已给了我足够的生活勇气了。想不到没有一刻钟功夫就解决了生存难关。她亲手为我泡了茶，接着她去打电话。回来告诉我：
“你明天就去象山林场。你回来得很好，我们象山大学生太少了。”
周副县长的丈夫也是县委常委，她的决定无疑是有把握的。
人生落魄时，神经倍加敏锐;受到小小讽刺痛如蜂蜇，小小慰藉暖如春阳。我在象山县府得到的是有保障的温饱生活!一回故乡就得识周联娥县长，这叫“走运”。走运是有原因的，上苍安排好的;古时把这叫做“命运”。现在呢?叫机遇，某种程度上的规律性。
白 仙 山 上
我与身形瘦削的新任场长同车到了泗洲头——象山林场所在地。只是户口还挂在鄞县，档案材料也在出生地。口粮暂由林场的余粮调剂。这给我留下了不稳定的隐患，但周副县长、农林局周局长和干事岳家祺同志只能做到这里为止，否则则超出政策所许可的范围了。要知道当时黑市米一斤要卖人民币两元余，高出平价18倍。农林局遵照周县长如此决定，是难能可贵的。今后的去留和变化，要看国家的大气候和我本人的能耐了。
那个时候，到处闹粮荒，惟独象山的粮食形势看好，黑市米比港北鄞县便宜三、四成。全国粮票在宁波卖上三元一斤(大米两元五倒能买到，象山才一元六、七角)。好多象山单身汉就在“三年困难”期间成家的。
不久后，我就为同村同病相怜的忻贤棣(原商业厅处长级)的次女，介绍给丹城西郊彭姆岭高背丘村的一位小学校长、宁波师院毕业的汪普泉。还有好多奉化逃荒的妇女，在象山找到了婆家，也有个别本有家小的刁妇，同居了一个时期，趁男人上山干活，席卷而走了。
象山人靠他的刻苦耐劳的本性，向山脚地角要粮，向大海、滩涂要海鲜;饲养大量禽畜，象山的猪和鹅就名闻四方。老至七、八十岁妇女坐在石阶上捣软稻草做草鞋，卖它五分、一角，小至六、七岁娃娃放牧鹅娘、山羊。三年困难中，未听说有饿死人的。这是奇迹。是值得象山干部自豪的。象山半岛多山，县界差不多都是海岸，独特的地理位置，是长的务实作风，“三风”不易吹刮起来吧。
林场场部设在泗洲头山岙里。山上有一个分场，叫白仙山分场。在海岛檀头山也有分场，有艘机帆船往来与石浦港之间。
我被派往白仙山上。当时山上正雇用一批农民在劈山，准备扩种油桐和油菜。砍下的柴草由农民晒干带走。我此时的工作是跟着十来位场员育苗和护理幼树。林场的方针是林粮并举，多种经营。山上种有大面积的地瓜、生姜，既有牛群，又有羊群。至于山下场部，苹果、李子、甘蔗、荸荠、茭白、芋艿，什么都种，而且都是大面积的。究竟有多少面积，多少品种和产量，县上不很清楚。因为山边、溪滩，年年都在改造，边改边种。县上只知道林场形势好，有余粮，场员常有私分。我的口粮四十斤，要是黑市出卖，每月至少六十元，几乎是工资的一倍，能不叫人眼红吗?
白仙山上，在山风，有时是海风的吹拂下，极目远眺：正南即是蟹钳渡直至石浦港，背面就是我的祖籍苍岙。它与白仙山相隔十来个山头，约五十余里山路。再往北八、九里，便是港阔水深的象山港了。
我的根就在苍岙，我父亲就出生在那里。那个叫章家的山村，现在没落了，被水库深深地埋葬了;就在我被打成右派的第二年，似乎记录了我个人的浮沉。我几次从白仙山出发，翻越十来道崇山峻岭，去黄溪外婆家，行经水库我总驻足许久，感叹世事之沧桑与人生之变幻，难道我个人也永远沉沦了吗?
但周副县长她自身的迅速平反和她的“没有关系”对我安慰，及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对我同志般的关心，又给我一个相反的回答。
由于周联娥同志的鼓舞，由于清新的山风和山上花的世界，我的灵感萌动了。我的诗情画意在反右中遭致毁灭性打击后，到白仙山上才开始复苏。我可以冷静地进行思考了。在朦胧中我期待阳光灿烂的夏日：
百 合
地下埋白玉，夏日露头角;
璀璨玉喇叭，惜春未唱曲。
百合花根是一块茎，呈乳白，可食，入药。初夏开花，婷婷玉立。此诗寄托了我对中青年时期的美好祝愿，显然是想得美了些，急于求成了些。春去夏来，人刚三十出另，未超四十岁，届时并没有恢复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和权利。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尚未体现，这诗反映了对青春浪费的焦虑。
白仙山是花的世界。山巅平坡上兰花迎着山夹风不为人知地朵朵开放;百合是在稍为低一点的向阳谷地上;山岙岩石边沿颜如敷粉的黄栀子花琳琅满目;山沟溪流边傍我还发现过殷红的茶花;飞霞流丹的浆果;绿绒丛球的刺松;灿若朝霞的杜鹃花更是漫山遍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