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有企业的问题，我认为从实际工作来看，现在有几个问题可以考虑。
第一，现在我们没有编制出规范的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财政部给“两会”的报告里面编了一个，那是不规范的。它编的是财政从国有企业收了多少钱，然后财政拿了钱去干什么了，一共是700多亿元的数，而且这个数是不完全的，只是国资委系统的，没有金融机构的，也没有省、市、县政府的国有企业，只是讲的国资委这一点，税后是700多亿元。700多亿元大部分钱又投到这些企业里去了，用于社保的大概是50亿元，那算是为居民提供的直接贡献，其他大部分财政从国有企业收到的钱用于国有企业自我循环，自己赚了钱，交给财政的钱大部份拿回去再投资了。
现在的一个感觉就是国营企业对资本金的需求是无限，多少钱都不够。为什么？因为它扩大规模的动机是没有任何止境的。比如工商银行，全球都要建分支机构，那得投多少资，维持着资本充足率到8%以上，总体到12%以上。一旦投资规模扩大了，充足率掉下来了就增资，一增资以后财政部、汇金不愿意稀释，因此财政部从工行分的利润在工行增资的时候至少百分之六七十又得投进去。别的国有企业也是一样的。工商银行分红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有些国有企业可能没有净上交财政的钱。
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按照现在所谓增值保值，只有扩张才能实现，否则价值就萎缩了。这和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它应该给老百姓做的贡献是有矛盾的，因为它对股东没有任何贡献。所谓政府是国有资金的代表，国有企业对股东应该有贡献，但现在可以说基本上给股东没什么贡献，就变成了国有企业自我发展、自我增值，这也是一种类型的贡献，它对社会还有其他很多贡献，但对股东没有直接的贡献。因为那个资产还是体现在账面上。作为一个股东，老百姓能从国营企业得到实际的东西很少。
我认为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要编制规范的国有经营性资本运算，编这个预算不能像现在财政部这么编，要把整个国有企业有多少投资，有多少负债编出来，要把资产负债表编出来，然后看国有企业的回报率，有多少钱用在所谓的全民的股东利益上了，不能只从资产账面看回报，而公共服务得不到。要对国有资产进行考核，就是必须要给股东有贡献，这个贡献不能光体现在你的资产增值上，要体现在股东享受到你提供的公共服务上。现在的国有企业的资本经营性预算，编的只是一个从财政角度出发的收支预算，不是资本经营性的经营资本预算。
第二，对它的税后，给股东的利益没有任何约束。现在民营企业还要给股东分红。但是，国有企业分红的钱没有到老百姓，大部分在分红的过程中间又投回去了。按说这个钱属于股东拿到了，但是股东的代表人拿的，不是股东自己，代表人把钱又投回去了，真正用到股东身上的比例是很小的。对国有企业的约束应该从这儿开始。
为什么我特别建议税后利润要有一个法定的约束，要拿出一部分来用于社会保障，这种办法对国有企业是一个约束。这个是义务，是国有企业自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由政府或者立法部门定，要没有这个规定，企业自身恨不得全部利润用于资本金扩张的需要。
国有企业必须给社保基金的预算提供一个来源，国有企业赚的钱里头应该要有一部分进入社保预算，进入社保预算才算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了。我的看法是，政府要编出三个预算：公共财政预算、社保预算、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而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应该作为社保资金的一个来源，一年这么多钱作为资产投给你，你必须给社保提供多少资源。这种办法有一个好处，现在国有和民营争论这个争论那个的，基本上是零和博弈，就是你好我坏，我坏你好。如果把国有企业税后的利润拿出一块来进入社保，它和民营之间就可以变成一个共赢的关系。因为国营经营得好，给社会保障的钱多，对老百姓收的社保费和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交的社保费的比例就可以降低。这应该是对国有企业的考核。国有企业的债务如果不能用留用利润归还就得变卖资产归还。现在没有一个部门知道全国的国有经营性资本有多少，负债是多少。各级政府都得有经营性资本预算才能统计出来。
这个统计数据不是简单的汇总，它要合并报表，要做很多技术处理。不然的话，那个数一定误差很大。现在交叉持股的情况太多了。要真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得有人专门办这个事，不是把现有几个统计表往一块加，加不出来。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因此必须从国有经营性资产的角度编起来。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国税总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