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信息学教授格洛里亚·马克(Gloria Mark)带着她的研究生在两个美国的科技公司对那里的员工做了一千小时的观察。他们发现，办公室里的员工平均每11分钟就会被电话、电子邮件或同事打扰一次，而他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早先的任务上则需要25分钟之久。
这些数字让人困惑：如此一来，人们如何能把工作做完呢?英国的随笔作家比科·伊耶(Pico Iyer)更是由此引申说：“这意味着我们永远追不上我们的生活。”
在手机和电子邮件被发明之前，如果拨打座机电话无人接听会被认为是正常的，而现在，如果拨打手机未被接听就会被认为不正常;以前发一封邮件的成本更高，人们也不会每天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回复邮件。现在完全不同，以至于一名神经科学家10岁的儿子在被人问到他爸爸做什么工作的时候，给出的答案是：“他的工作是回复电子邮件。”
自马克发现办公室里的干扰周期以来的十多年里，技术带来的分散人们注意力的因素只是越来越多。
我们过不了一会儿就要把手机屏幕按亮看一下，会中断谈话去查看微信消息。各种手持设备让我们随时随地在回邮件。我们连睡觉都跟手机在一起。
“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中断的时代’，移动设备增殖并一直处于运行状态，随时能被打断，观看者时间的碎片化越来越强。”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的访问研究员詹姆斯·肖特(James Short)这样说。
研究持续被打断对人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形成了一个科学领域，叫做“中断科学”(interruption science)。其中一个常被提及的发现是，在做事情同时又忙于回邮件的人，其IQ会下降10点，这种影响比吸大麻的作用都强。
心理学家还发现，正是由于技术让人们能够实时地了解到事情的发生，这让我们感觉到必须马上就了解。但实际上，许多消息可能并非那么重要。
“多任务”错觉
一边开车一边发微信，或是一边接电话一边处理手上的活儿，许多人觉得自己是可以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就像是专业的杂技演员那样，能够把好几个球抛在空中。在科学家看来，人们其实更像是业余玩转盘杂耍的人，同时有几个盘子在棍子顶端旋转，表演者要在盘子间周旋，随时都可能有盘子掉下来摔碎。
人脑并不能真正地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它只是在不同的任务间来回切换。这是科学家们反复证明的一点。就像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丹·西蒙(Dan Simons)的著名实验所演示的那样，当人们去观察视频中的篮球运动员究竟传了几次球的时候，会有一半的可能性看不到传球过程中从场地上大大咧咧走过的“大猩猩”。
科学家的一些初步研究证实了我们的直觉：如果你同时做两件事情，那么你哪件事都做不好。技术正在要求人脑做它做不到的事情。
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拉斯·波德瑞克(Russ Poldrack)在实验中发现，人们在做多任务时所吸收的新信息会被储存到错误的脑区。比如边看电视边学习，学业上的信息会被储存到大脑的纹状体，而不是通常的海马体。前者主要负责记忆人的行动技巧，后者才是记忆事实和想法的脑区。记忆在海马体中的信息更容易被回忆起来。
不过，最初的那个问题仍然存在：科学告诉我们多任务工作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分明又在每个工作日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马克后来在实验室里设置了类似办公室的环境，尝试用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她和同事发现，人们为了应对各种干扰，以更快的速度工作，以便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相同的工作量。但这样做是有代价的。一方面，它会让人的压力增加，有更强的挫败感，并且付出更多的努力;另一方面，有些时候人们是以牺牲工作质量为代价的。
在神经科学中，研究者发现，在不同的任务间切换会让大脑的前额皮质和纹状体快速消耗葡萄糖。脑组织是以葡萄糖的氧化来供能的，葡萄糖的快速消耗会让人在短时间内就感到疲惫和晕头转向。这不仅会影响到人的认知水平，还会影响人的身体机能。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列维京(Daniel Levitin)在他2014年出版的书中总结了多任务工作的人脑所产生的变化。除了葡萄糖的快速消耗，多任务会增加人的焦虑，这让大脑分泌更多的皮质醇，而这种物质会让人变得更有攻击性，导致人发生冲动行为。
列维京还指出，多任务工作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此过程中人要不断地做决定：我看不看这个信息?我是否要回复一下?我是继续手上的工作，还是先做另外那件事?虽然都是一些小的决定，但它们也在消耗大脑的能量。
大脑看起来并不会区分你要做出决定的事重要与否，对它来说重要的是决定的发生次数，这似乎是有一个上限的，当你做决定的次数太多了，那么后面更多的决定就可能失控。一个人在小事情上做了很多次决定之后，他进入到消耗殆尽的状态，而此时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出现，那么他就可能做出一个很糟糕的决定。
“百万美元问题”
人们着迷于微信、微博，有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去查看最新消息，这可能与大脑中的多巴胺有关。这是一种在大脑许多区域都会分泌的物质，而根据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肯特·贝里奇(Kent Berridge)的研究，多巴胺促使人们去寻找报偿，它让人们“想要”。如果人们想要的东西得到了，快感则由类鸦片活性肽提供。
神经科学的研究显示，当出现意料之外的新颖事件时，人脑会分泌出多巴胺。在波德瑞克看来，现在的电子设备持续提供社交信息，而我们不知道新的信息在什么时候到达，也不知道新的信息是什么，这是造成这些设备令人成瘾的最重要原因。
有了互联网，由多巴胺带来的欲望能够快速得到满足。比如想要跟朋友说话，那就立即发一条微信给她，在半分钟之内就得到了回复，然后你就想要继续回复。这形成一种“想要”和“满足”的循环，每一次满足都带来更多的欲望。
波德瑞克认为，人们一次次寻求信息的刺激与一次次寻求毒品的刺激是类似的。“在毒品和电子设备上，我们的大脑面对了整个进化史上不曾出现的刺激，而相较于这些新颖之物带来的冲动，我们的自控能力就太弱了。”他在一次与同行交流时这样说。
这样的生活状态让比科·伊耶感觉到，“我们越来越像是急诊室医生，永远处在待命状态，需要让自己恢复到正常状态，但又在杂乱的桌面上找不到处方。”
伊耶在他一本讲述冥想的魅力的书中写了这样一句话：“不要只是做些什么，待在哪儿。”这话与人们常说的“不要只是待在那儿，做些什么”刚好相反。而科学上的研究也发现，冥想能够降低血压，还能够让大脑和免疫系统产生积极的变化。
在人际关系的层面，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发现电子设备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一项研究中，英国科学家发现，人们在谈话时，仅仅是出现手机，就足以对人际亲近程度、关系和谈话质量造成负面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公司开始设置专门的“安静期”，每星期中都有一段时间要求所有员工关闭电脑和手机，在办公室的门上挂上“请勿打扰”的字样，然后静思几个小时。也有一些家庭安排特定的“互联网安息日”，全家不看电视、不拿手机、不开电脑。
在波德瑞克看来，在现在这种快节奏的多任务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们成年后的大脑与前人是否会有不同，以及会有怎样的不同，是科学家们仍然不知道答案的问题，而这正是一个“百万美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