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于巴黎和会，当下的中国学界和民间有很多问题未能厘清，近期，唐启华新著《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的出版为这些问题的梳理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经社科文献出版社授权，共识网特摘编部分内容，以飨读者，标题为编者所拟。
内政与外交
中国的内争深刻地影响了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表现。首先是南北之争，北京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中央政府，代表中国派遣全权参加和会，邀请南方代表加入，由北京任命。广州政府则坚持与北京对等合组代表团，北京无法答应，几经协调失败，代表团陆续出发。最后在美国友人大力斡旋之下，北京政府任命在纽约的王正廷为代表，由陆征祥路过时邀请王氏一同乘船出发，圆满解决了问题。广州内部对王正廷擅自接受北京任命颇多不谅解，最后仍是追认了王氏的任命，另外又派伍朝枢赴法，但伍抵达巴黎时机已晚，没有发挥作用。南北关系的微妙，一直到签完对奥和约，陆、王是否同时回国，仍在发酵。
代表团全权次序与南北问题纠缠，陆征祥为了营造中国南北一致的对外形象，许以王正廷第二全权地位。到巴黎后发现中国在大会只有两个席位，北京政府遂有调动陆征祥建议全权次序之举，陆氏为北京改动全权次序伤透脑筋，又自行改动次序，引起代表团内部分歧，陆氏请辞赴瑞士，经北京政府提升其地位权限，增加参加代表团内部讨论与表决公使的数量，勉强解决了代表团内部的权力关系。
代表团外的梁启超一行，身份暧昧地位崇隆，与北京外交委员会内外呼应，遂有研究系与新旧交通系为铁路统一及新银行团的争执。梁氏在巴黎，一方面让陆征祥不安于位，一方面让王正廷心怀疑虑，加上国民党与研究系之旧怨，报章传闻谣言不断，在在都损耗了中国代表团的能量。
而传闻、谣言及派系斗争，也对国内舆论民情发生重大影响，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即与此密切相关。中国朝野对和会期望太高，对结果失望更大，而党派之争卷入，夸大交涉失利为“山东亡矣”，上纲到国家存亡层次。国人出于爱国义愤，不能苛责。但是政争之介入，扭曲遮蔽真相，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三个“卖国贼”罪名之坐实，与“内除国贼”之口号，也与此有关。
欧战后东亚国际格局
欧战期间，中国受到日本压制，巴黎和会前夕，中国采取联美制日方针，呼应美国理想主义新外交原则，中国代表团在和会期间，与美国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处处征询美国意见。顾维钧与蓝辛是主要管道，其他如王正廷也有人脉，中国提交大会的说帖，多得到美国代表团的指导，尤其是山东问题及《民四条约》，引用了美国坚持不承认1915年、1918年中日成议的观点，只是美国是以“不承认”为由，中国则以“情势变迁”为依据。平心而论，中国代表团在和会太过依赖美国的协助与善意，可能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日本固然有称霸东亚的野心，美国也有利用中国抵制日本，以“门户开放”之名，推动铁路统一、新银行团等，扩张美国在华利益的企图。就算是后来的苏联，在和会期间发表对华宣言，名义上主动放弃在华条约特权，实质上也是以自身国家利益为根本考虑。这是国际政治之常态，本不宜对他国之助华抱有过高的期许。但在五四运动后，亲日派下台，中日感情恶化，两国之民族主义互相激荡，遂为美苏利用，终致两败俱伤，对东亚全局有深远影响。
欧战之后，美日在东亚相争，苏联介入，都与中国反日民族主义互相影响，日本外交史学者北冈伸一云：日本好不容易与世界列强比肩成为殖民帝国之时，其所习得的帝国主义外交术却没有什么效用，因为包围在日本周围的国家有中国、苏联与美国，各持不同的论调高唱反帝国主义。
巴黎和会后，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成为国际秩序主流，北京政府参与该秩序的主要机制国际联盟，有不俗的表现，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广州政府则与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关系密切，东亚国际关系呈现一种新的格局，列强在中国形成新的均势。中国南北政府分别与不同国际秩序合作，采取不同的方式摆脱条约束缚，相辅相成，取得相当不错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