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意识形态”，原本是一个词，乃是指对事物的理解、认知，它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而是源于社会存在。人的意识形态受思维能力、环境、信息(教育、宣传)、价值取向等等因素影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同一种事物的理解、认知也不同。
不过，这里借用这个词来分别表示日益发展日新月异的客观“形态”，以及对这种形态的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依仗这种认识制定的方针政策的主观“意识”。
理论上，意识应该与形态同步——用哲学术语来说，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性质和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变化。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
其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作用是第一位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第二位的，
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是社会意识的根源;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形态”变了，“意识”也要跟着变;如果“形态”变了，“意识”却依然故我，那就是意识赶不上形态，思想僵化，以此落后僵化的意识制定出的方针政策也就只能于事无补反受其乱。《吕氏春秋?察今》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
然而，理论上的同步并不能保证在现实中也同步。比如，在今天，我们看到：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是落后失效乃至是反动的经济模式，而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实践也证明了这种模式的有效和正确——中国现在经济总量能成为世界第二，就是这种经济模式运行的结果。然而，就有人抱残守缺，还抱着计划经济的思想不放，在诸如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方面，在政府管理市场的权限方面等等，都还抱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对民众的在市场经济下应当完全享有的权利横加干涉自以为是。还有的表面上也承认市场经济，骨子里却对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人、法律、乃至民主自由看不顺眼，大搞“七确立五不搞”。
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经济的要求，更是对法律、权利、民主、自由等一系列上层建筑的要求。马克思不也说过：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随之发生相应变化。统一市场也必须还要有统一市场后面的游戏规则——要想进入世界市场分得杯羹，就应当与全面世界接轨。内容其实也很简单：一个是民主——不是为民做主，而是以民为主，国家大事老百姓说了算，国家领导人，人民选票说了算。这是当今主流国家通行的政治原则，这个“轨”与“国际”接上了，我们其他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比如，我国31个省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无一及格。这就是说，地方政府可以随便花费纳税人的钱。这是“民”不“主”国的必然结果。政府花钱是要得到选民同意的。如今我们的人民政府完全不必经过选民的同意就大手大脚地花钱，花了钱还不让老百姓问一下。如果治理国家的官员都是通过选举来确定的，官员们还敢如此吗?!另一个是法治。也就是在一个社会中，法律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所谓“凌驾一切”，指的是不单止任何人都必需遵守、甚至是管治机构的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亦需要，而法律本身亦被赋予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不能被轻慢。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换言之，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任何人和团体都没有理由和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只有建立这样人民既真正当家作主，又各各遵纪守法的社会，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也才能真正与国际接轨。
然而，我们一些领导人和所谓学者却认识不到这些。在他们内心深处，尊奉的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那一套意识形态。他们看不到，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被推到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和国际化的前沿，站在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因此，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就成为新的发展战略和解放思想的坐标。与过去在解放思想中进行拨乱反正不同，坚持改革，博取所长，综合创新，已成为现在思想解放的特点。当前，首先，要不断加深和提高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的主要形式，但是发展市场经济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加强宏观调控，建设强大的思想道德支撑。金融是发展的核心，要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和作用，但要反对资本主义。要深化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问题，正确处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实现劳资的和谐。党和政府要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关注民生，为绝大多数群众谋福祉。其次，要不断深化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我们要建设的民主是在全球民主化浪潮之下，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权利，有效对政府和官员进行监督，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既需要民主的保证，又为发展民主创造了条件。因此，不失时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正逢其时。最后，不断深化和提高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认识。社会转型，融入世界加快，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碰撞加剧，尊重差异，包含多样，是正确的价值取向，要尊重思想多元化，不必过分担心什么主流意识的弱化和有被边缘化的危险。除了要反对上面提到的思想政治思潮外，还要反对新儒学主义、新国粹主义和否定历史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应吸取西方符合时代精神的积极成果，继承我国历史的优良传统，在坚持中发展，在扬弃中超越，在继承中推陈出新的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很多政府官员的意识赶不上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原因不外有二：首先，他们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我们现在的官员任命方式，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的残留)，因而在内心深处，他们对市场经济是抵触的，他们更喜欢——虽然口头上不一定这么说——是计划经济。其次，则是因为这些官员高高在上，不跟具体的经济运行发生联系，也不学习不看书，思想上的落后，也就自然而然了。
而企业家不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著名论著《论法的精神》里面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他忘了说这么一句：“有商业的地方便有思想。”企业家因为跟生产经营直接联系，因而对国家社会企业的认识十分深入贴切。我国企业家产生于改革开放时代，其本身就是改革家。改革是一种创新，创新需要改革。我国企业家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对原有的国有企业从原料供应、生产流程、销售渠道，到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以及员工思想、行为方式、企业文化等等都有深刻的认识，因而也能进行了全方位、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十分鲜明地表现了企业家的共同特征。中国一大批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大都是通过改革创新，或将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或将企业由弱小做到强大、强者更强，或使企业从国内走向国际。但与西方企业家不同，由于我国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在改革创新过程中，遇到许多体制上和认识上的障碍，初始阶段没有法理、规章可循，有的甚至要先行探索、试行，因此我国企业家除了要承担经济风险外，还要承担社会政治风险。这方面正表现出我国企业家精神的独特性和可贵之处。正因为有跟实际深入的接触与了解，所以在思想深度思考角度方面，中国的企业家都有官员们难以企及的地方。当然，还应该指出，很多企业家在学习方面，也比官员更积极更主动。
《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只驴子驮着盐过河。他的脚一滑，跌倒在河水中，盐在水中都溶化了。他站起来时顿感一身轻松了许多，他很高兴。后来，有一天，他驮着海绵过河，心想再跌倒下去，站起来时定会更轻松。于是，他故意地摔了下去，他没想到海绵是吸水的，因此再也站不起来了，淹死在河里了。那些意识跟不上形态的人就像这驴子：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靠那一套意识形态为人处事，象寓言中背着盐的驴子一样，占尽便宜;然而，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他们还想靠这一套落伍的意识形态在市场的大海里摔跤，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淹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