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罗伯特.D.帕特南编：《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中的第三章内容，为了保证文本的完整，编辑发布过程中保留了作者全部的注释、数据以及图表，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感受，特在此处加注了两条时空通道，点击可直接穿越至文章最精彩，亦是最具现实价值的部分。
公民社会生气勃勃的原因所在
公民美国转型
美国人向来为其民主成就深感自豪，但同时也比世界上其他人更为这些成就忧心忡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些变化已成为当下担忧的主题，舆论焦点集中于美国人是否正在脱离志愿社团或是否正在创造标奇立异的团体。这种关注不足为奇，因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参与者的国度”，就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在1944年一篇声名赫赫的文章中如此描述。[2]如果参与志愿团体已成明日黄花，那么20世纪末的美国可能会遭遇一场令人担忧的巨大变化。
施莱辛格不过是在老生常谈。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贵族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访问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后就曾称“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出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想传播某一真理或以示范的办法感化人的时候，他们也要组织一个团体。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3]而这段话已被引用了无数次。实际上，托克维尔所描述的不过就是组织者或曰“参与者的国度”罢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将志愿团体刻画为了积极公民的培育学校以及平衡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源泉。
托克维尔道破了保持美国民主持久活力之物。当然，十九世纪的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大众选举的民主国家。到了19世纪30年代，大多数的白人男性无论其阶级所属均获得了投票权，而且19世纪的美国选民投票热情异常高涨。实际上，在19世纪大多数时间内，约75%到90%的具备投票资格的选民接连不断地参与一轮接一轮的地方选举、州选举及国家选举。[4]似乎是早期大众普选而非志愿社团巩固了美国在民主史册上的地位。然而在20世纪，参与投票的美国人远少于其他国家公民，美国的政党在动员公民参与政治过程方面也愈发懒散。[5]但无论如何，志愿团体的成员身份却自始至终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持续提供着参与社区事务及公共事务的途径。
在《公民文化》一书中，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1960年左右的美国仍然是一个别具一格的参与式民主国家，不论在地方一级还是在国家一级，普通公民都高度参与公共事务。[6]通过分析德国、英国、意大利、墨西哥和美国公民的态度及自陈行为的调查数据，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美国人深入参与志愿团体。1960年左右的美国男性比欧洲男性更有可能拥有多重会员身份，并作为组织人员或委员会成员积极参与其中。较之其他国家的女性公民，美国女性同样更多地以会员与积极分子身份参与社团活动。阿尔蒙德和维巴总结认为：美国人对志愿社团的参与内含特殊的公民动力。
为什么会这样?阿尔蒙德和维巴推测，美国的志愿团体可能是以独特方式组织起来的。[7]但是他们未能运用态度调研的数据沿着此线继续推理下去。运用历史的、组织的和制度的证据，本章将探索《公民文化》悬而未决的问题：美国志愿社团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它们如何培育了这一种类特别且程度特殊的大众民主参与呢?研究这些问题并非简单的历史回顾。只有在与先前模式相比较之下，美国公民生活的近期变化才会得以凸显。
为什么美国的社团如此特别?
我这里要推导出的主张非常新颖，因此一开始就把它大胆提出来是有益的。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开始一直到《公民文化》的时代，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志愿团体均具备一种独特形式。极少有组织完全局限于某一地区，但跨地区的组织也并非均以全国总部为轴心分布。相反地，跨地区但又扎根于各地区的会员式社团(translocal but locally rooted membership associations)成为经典的公民式美国的精髓所在。道德改革促进会(Moral reform movements)，农会与工会，互助服务的传统兄弟会，独立妇女团体，退伍军人组织，以及众多种族团体及非洲裔美国人协会，这些都以这种方式组织成立。从历史上看，正是成千上万面对面接洽的地方团体互相交织成为强劲的跨地区组织网络使得美国的结社主义独树一帜。其中一些组织网络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地方-州-国家的宪政结构极为相似，甚至在代议制方面也不例外。
多数典型的美国志愿组织在招募会员时不分阶层。当然也有例外，如工会只招收工薪阶级，而行业与商业社团以及其他精英团体只对特定阶层开放。但历经数十载，如今美国公民生活中的多数志愿社团已经接纳相当多的大众参与，并动员了具有不同职业及阶层背景的人参与到同一或类似的组织当中。地区俱乐部或居委会为普通会员都提供了无数的领导机会，甚至不具有精英背景的人们也能借由这些组织的领导席位攀援而上成为州与国家的领导。正因为这些组织的结构及其跨阶级招募成员的状况，美国的社团成为培养民主性公民的学校，同时也为这一大批公民提供了积极参与并发挥民主影响力的机会。
整体情况的数据
在准备写这一章时，我的目标一直是要理解并经验性地描述志愿团体横跨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整体变化，同时审视团体变化与经济、文化、政府与政治的大规模转变之间的关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任何想要摸索美国志愿社团变动规律之人都会遇到巨大的调查困难。
没有地方可以去寻找事实真相，也没有明确的数据可用以分析。同时令人沮丧的是，先前的研究均各自为营，互不关联。一些学者专注于特定社区的社团生活，另一些则跟踪研究个别组织。从这些片面研究入手着实难以揣摩出总体趋势或因果过程。所以，本章借鉴上述研究，合它们之力绘制出长时段内的社团动态。每一项单独的研究都有其局限性，但是这些研究间却能相互校准，并互补信息。
社会历史学家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记录了在美洲殖民地晚期及美国建国初期(从1760年到1830年)当时的地区教会及其他志愿社团的不断扩张。[8]他的数据以马萨诸塞州为蓝本(包括缅因州，缅因州直到1820年都是马萨诸塞州的一部分)。尽管有着地理因素的限制，布朗的研究却放弃了以规模划分的视角介入，而调查了类型各异的社团。专注于早期美国社团的其他多数研究主要聚焦于波士顿、纽约、费城以及查尔斯顿等海滨城市，这使得调查结果偏向典型的精英支配团体。
顺着历史的长河蜿蜒而下，杰拉德·甘姆(Gerald Gamm)和罗伯特·帕特南在“美国的社团构建：1840-1940”的研究中计算了26个不同规模城市中的教会和志愿团体的数量。[9]甘姆和帕特南的项目之考察地点遍布美国，根据1890年的人口数分为三种规模类别：五个大城市(圣路易斯，波士顿，旧金山，密尔沃基和丹佛)，十个中型城市以及十一个小城市。每年的官方城市目录所载之数据可以为人们参与地区生活或跨地区生活提供指导。将这些目录与其他信息来源比较，我认为它们经常忽略(或列入滞后)工会或仅限于妇女、特定种族、少数民族的团体。并不奇怪，在这些目录中，就业的主流人群最为关注的那些团体始终出现得最迅速也最频繁。然而，我们还是能从这份研究中了解到城市发展趋向。[10]
这一章还借鉴一个公民参与项目的成果，这个项目由我与一支学生团队共同负责。这项研究的核心就是尽可能列出从1790年至今美国历史上所有最大的志愿性会员制社团。运用各类目录、历史学家们编写的丛书和关键的文献资源，我和同事们发现了在政党和教会之外的许多大型志愿社团的名称。随后我们追查根据组织采用的会员身份标准，是否每一个组织都曾(甚至只是短暂地)接纳过1%或更多的美国成年人作为会员。如果这些组织正式将会员资格限定为男性或女性，那么1%的成年男性或成年女性的人数就是基准。而我们对于这一严格的规模标准从未放宽。那些限定于特定行业、种族或者民族的团体只有注册全美成年人数的1%及以上，才能被包括在我们的总名单中。
我们目前总结出的名单体现在表3-1，这些组织按照成立时间的先后依次列出(而不是(not)依据他们的会员数量超过1%这一阙值的时间)。[11]针对出现在我们总名单中的每一个组织，我们正进行一个全面的定量与定性的描绘，尽力收集关于其起源与发展、会员资格、活动与资源，及其与政府、政党以及宗教组织之关系等信息。在这一章里，我将呈现这项研究的初步成果。
我们如何综合这些从不同数据群组得出的见解呢?我已着手校准甘姆和帕特南的数据群组与我自己的公民研究所记录的特大型社团的数据群组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甘姆和帕特南的研究和我的研究不具有可比性。在1840年至1940年，甘姆和帕特南在26个城市记录的组织中约三分之一是宗教组织，而这类组织并没有为我的研究项目所直接包含。但是，甘姆和帕特南另外约三分之一的组织是兄弟会和退伍军人组织(以及它们相应的女性团体)，这类组织在表3-1列出的大型会员制社团中占据了约五分之二。致力于推进手足情谊、互帮互助及社区影响的跨地区社团在历史上一直处于美国公民社会的核心位置，所以它们在这两类研究中均大量出现不足为奇。
将甘姆和帕特南的数据与地方组织校准的另一方法就是看看哪种(what kinds)组织出现在他们使用的城市目录上面。我和同事们在别处所做的报告中提到过对数以千计的地方志愿社团分析的结果，这些社团列入甘姆和帕特南所考察的26个城市在1910年编制的目录当中。[12]这些数据之所以被甘姆和帕特南选中，是因为他们认为地区志愿社团与当时的城市人口关系最为紧密。我们发现，平均而言，所有当时的地区社团中超过四分之三是教会组织、联合会地方分会(union locals)、特大型志愿性联盟的分会或稍小规模的国家或地区志愿联盟的分会。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城市中，只有一小部分的志愿社团是纯粹的地方组织，限定于某个特定的城市或郡县。事实上，教会组织或表3-1中所列的特大会员制社团的分会占到约一半，而它们是其中最为稳定的组织，也是其中最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志愿社团。
甘姆和帕特南所记录的大多数地区社团都是跨地区社团的一部分，依据本章的中心结论，这一事实合乎情理：美国的公民历史主要就是联盟性社团的起家史，其地方组织在大型运动和跨地区的组织框架下逐渐成形。
表3-1 美国历史上成员规模较大的社团
来源: Civic Engagement Project, Harvard University.
美国早期的志愿社团
那些使美国公民独树一帜之物有很多是在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访美之际才出现的。美国公民活力的根源在于：
即使多数人仍生活在农场或小城镇，新共和体制下备受争议的代议制政治、无任何官方宗教建制的竞争性宗教福音传道以及在一个不断扩张的国家内日益频繁的商业与通讯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互相砥砺。
马萨诸塞州和缅因州的情况
理查德·布朗记录美国革命前后——美国革命被解释为自18世纪60年代至18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内政治论争及制度构建的过程——志愿活动的变化模式。[13]随着13个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国并齐心协力建成独立的联邦共和国，它们为繁盛的公民社会也塑造了适宜的制度环境，公民社会继而迅速在地方扎根，并在地区间相互连通。
美国早期(无疑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人们可自选加入的组织足以与家庭、垄断性教会及乡镇会议共存共荣之前，小城镇的发展规模必须跨越一定的最低门槛。理查德·布朗就认为，在真正的志愿组织得以自我繁殖前，小城镇必须是200到400个家庭的集合，如此一来在这一到两千的非农人口中就至少有20%是男性。[14]但这个社会经济学阈值并非理所应当：在革命前，该阈值在马萨诸塞州或缅因州的很多地方严重超值。即使如此，在殖民时期也仅有相对极少的志愿组织被建立起来。由布朗的统计资料来看，在1760年前，在马萨诸塞州或缅因州只有数十个志愿组织(除了教会)，而且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位于波士顿——殖民中心及惟一真正的城市。
自从美洲殖民地意欲脱离英国，社团的发展也出现戏剧性变化。马萨诸塞州/缅因州“从1760年到1820年……创立了1900多个志愿社团”，“在19世纪20年代每年至少有70个志愿社团成立”。[15]各式各样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在马萨诸塞州和缅因州迅速增长，这样的增长远超过了人口增长并集中发生在1790年之后。同政治团体、学会、道德改革组织、行业与商业团体、共济会以及各种新式教会(主要是卫理会和浸礼会)一起，慈善组织和教会组织也为这场创社风潮推波助澜。
起初只有少数社团是真正的跨区域组织，如共济会及大多数教会。但很多其他社团也依靠运动实现了自身扩展——在这些运动中，某地方居民可能倾其心血参与另一地方的相似事业。这一初建时期，尽管女性很少组织独立的跨区域社团，但许多城镇都建立了相似性很高的女性慈善组织，如在纽约首创的美国女性道德改革协会，最终在新英格兰地区拥有445所附属机构。[16]同时，男性创办者广泛宣传成立和运作社区组织系统详尽的示范和说明。典型的例子就是约西亚·霍布鲁克为学园(lyceum)的推广而四处游历并著书立说，学园(lyceum)是一种社区志愿机构，用以促进成人教育，赞助流动讲师，支持新兴的“平民”公立学校及其教师。在1826年，霍尔布鲁克公开发布学园建立的指导方针以及针对地方、县、州及国家级学园的详细计划，该计划指出地方以上各个层级的学园均建基于其较低层级所选之代表。[17]
在马萨诸塞州/缅因州，比志愿组织的极高增长率更令人称奇的是志愿组织建立的地理模式。[18]在波士顿，所有种类的志愿团体在1760年至1830年期间的增长超过650%，而在马萨诸塞州/缅因州的其他地方的增长率高达920%。当暂不考虑教会(以及布朗所称的“唯利性”组织)时，上述图景甚至更为清晰。在波士顿，新兴非教会组织由1760年前的14个增加到在1760年至1830年之间的121个(约增长760%)。然而，在马萨诸塞州/缅因州其他地方，新兴组织从1760年前的24个发展到在1760年至1830年之间超过1281个——远超5000%的爆炸式增长!
在美国革命期间，(特别是)美国革命结束后不久，布朗所谓的“城市”社会模式——人们可自选组织加入，并拥有超越地区限制的人际关系及意识——将遍及马萨诸塞州及缅因州内及周边角角落落的人们都包罗在内。布朗写到，“在美洲殖民地，城市社会是非常有限的现象，局限于同为行政中心的港口市镇”，如波士顿、纽约、费城及(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查尔斯顿这些地方。仅仅通过“那些出于职业需要而与[殖民]资本频繁接洽的”精英们[19]，城市化慢慢渗透至穷乡僻壤。但是，到19世纪30年代，“城市社会已在农村发展了广泛的社会及地理基础”，农村因数量可观的社区变成各类志愿社团和公共机构的温情家园。[20]
地方主义和闭关主义即使未被实际摧毁也正经受挑战。人们依然受限于家族、教会及城镇等旧式组织，但现在还拥有其他的纽带……如果人们赶赴他处参加某集会或会议，抑或外地人作为某政治运动、某学会、某戒酒或传教社团的一份子远道而来的话，那么这种联系便时常表现出直接性;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联系存在于心理层面，它既源自于遍及全县或全州范围的组织会员制度，亦源自于其活动发行的出版物。[21]
迈向全国
尽管这种变化可能最初只在美国东北部地区发生迅猛，但类似的变化很快席卷了扩张的新领土，并波及不同背景的人。[22]在1861年内战爆发之前，尽管美国内部纷争不断、地区和种族多样化，但却已形成特征明显的全国范围的公民社会。
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学会(lyceums)从新英格兰蔓延到上南部及(特别是)密西西比河以东的中西部地区。[23]规模庞大的道德改革运动及戒酒运动刺激了成千上万相互联系的地方协会及州协会的诞生。[24]美国戒酒协会曾列举内战前推动戒酒的最突出成果，称至1834年在东部及中西部约有5000个社团和一百万会员。华盛顿改革运动(组织)，其会员包括上班族及戒酒后的“醉汉们”，声称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就拥有约6000会员及一万个社团。但华盛顿改革运动(组织)随后为更为制度化的节制之子协会(Order of the Sons of Temperance)所超越，到1860年后者是一个真正横跨美洲的联盟，自称有约2398个地方分会、94,213个成员，势力遍及南北部约四十个州并跨越密西西比河进入爱荷华和加利福尼亚州。[25]到19世纪50年代，IOGT(独立戒酒者协会，会the Independent Order of Good Templars)开始享誉全国。男性和女性均可获得IOGT的领导职位及会员身份，到1860年，IOGT对外宣称，其五万多会员散布在二十个州(包括位于南部腹地的阿拉巴马州及密西西比州)约1200个地方分会中。[26]
兄弟会(共济会)在内战之前同样遍布全国，尽管在19世纪30年代反对梅森共济会(Masons)及其他“秘密社团”的汹涌热潮曾喧闹一时。[27]从殖民时期来，梅森共济会的办事处在美国遍地扎根;新版图上的地方办事处紧随军事守卫的抵达而迅速建立，而且若某个州新加入联邦，该州的总会所立即得以特许成立。[28]梅森共济会是相对精英化的兄弟会，但却很快为其他一些共济组织所效仿，后者对不同种族及民族背景的美国白领阶层与工薪阶层都张开怀抱——他们或在同一社团中齐聚一堂，或加入结构与宗旨类似的兄弟会组织中。[29]
IOOF(独立怪人会，the Independent Order of Odd Fellows)在1819年成立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并注定成为美国随后许多兄弟会社团的典型。IOOF起初只是一个英国的共济互助社团，但随后它采取了建制化，这是(基本的(basic))梅森共济会望尘莫及的。当时美国的怪人会(Odd Fellows)成员脱离英国曼彻斯特怪物联盟(Odd Fellows)，并完全借用联邦的三层制结构自创美国IOOF：州总会所管辖地方会所，并由州一级选举代表设立最高的国家总部。[30]由于与美国的情况十分契合，这种联邦制组织迅速增长。在1830年，美国怪人会成员拥有58个会所，遍及马里兰、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起初限于东海岸一隅的IOOF遍布了整个美国。到1860年，全国超过十七万的IOOF会员分属于35个州的三千多个地方会所。[31] 1852年版《IOOF会员手册》的编写者曾自豪地宣称：“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乡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城市，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都可以看到我们协会的影子，全国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齐聚一堂”。[32]怪人会虽只接收白人，但如梅森共济会一样，它们与宗教教派间以及在早期欧洲裔美国种族团体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虽以土生土长的新教徒为主力，梅森共济会仍接收了一些犹太人，而梅森共济会和怪人会两者都在主流的英语会所外允许组织德语及其他移民的地方会所。[33]
即使不像梅森共济会和怪物共济会一样规模庞大，其他的美国共济组织也在内战前快速发展。持种族排外主义观念的红人改进会(Improved Order of Red Men)在1834年成立于巴尔的摩，声称与美国革命时期的爱国者社团一脉相承。所谓红人是指打扮得像印第安人的白人基督教徒们，他们将协会的历史追溯至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之时。到1860年时，约一万红人在九十四个“部落”集会，而这九十四个部落遍布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新泽西州、密苏里州、肯塔基州、特拉华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等的“保留地”。[34]
同样不甘人后的是古爱尔兰修道会(Ancient Order of Hibernians)，是由爱尔兰裔美国人于1836年建立的美国分会，到1861年该会在美国东部、南部及中西部地区的8个州都下设了组织。[35]德裔美国人于19世纪40年代在纽约市成立了海曼之子协会(the Order of the Sons of Hermann)及哈鲁格里之子协会(the Order of Harugari)，在无知运动(Know-Nothing agitations)愈演愈烈之时，这两个(最终成为州际性组织)益处颇多的文化联盟致力于保卫德国文化及德裔美国人远离本土文化主义者的攻击。[36]另外，德裔美国人在1850年建立了他们自己的IORM(Independent Order of Red Men)，一个以联盟性“族群”而非“部落”的形式集会的兄弟团体。[37]
除德裔和爱尔兰裔美国人外，非洲裔美国人是美国另一较大的少数民族。除了少数戒酒协会外，白人主导的美国志愿协会往往排斥黑人。但以将他们拒之门外的这些组织为模板，非洲裔美国人自己建起了大量类似的组织。普林斯霍尔共济会(Prince Hall Masonry)建成于1775年，那时英国共济总会特许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建立黑人共济分会。[38]内战前，自由黑人让该兄弟协会迅速普及，遍布18个州，其中包括“南至弗吉尼亚的大西洋沿岸几乎所有的州以及很多中西部的州;……马里兰、弗吉尼亚及路易斯安那州这些南部自由黑人的集中地”。[39]在水手彼得·欧格登(Peter Ogden)的领导下，1843年纽约市的非洲裔美国人创建了GUOOF(怪物大联盟，Grand United Order of Odd Fellows)(再一次借助英格兰总部特许)，到19世纪60年代初，已有约1500名非洲裔会员组建了约50间会所，这些会所分布在东部地区的六七个州中。[40]
早期美国社团活力的一个决定性象征也值得一提。参考1975年的美国志愿协会百科全书，社会学家查理斯·格林将美国志愿社团归纳为14种功能类型，并探寻每一类型社团首次出现的时间。他发现，在这14种类型中，1850年前就由美国人创建的占到12种(剩下两种类型的组织在1870年前出现)。[41]格林总结到，早期社团如此多样化的原因可能在于国家志愿社团“类型的增长比率”与2500人或以上的居民区总人口数量的增长持平，也与这些居民区美国人总人口的比例膨胀相持平。
简而言之，即使所用数据不同，格林同理查德·布朗均认为早期美国社团的差异化与初级城市化相联系。复杂的社团发展先于大都市的出现几十年，也先于“大规模的商业化与工业化发展”几十年。[42]
公民社会生气勃勃的原因所在
早期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公民社会出现如此急剧而超前地转型，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各类规模的社区均建立起志愿团体，并且其中许多志愿团体相互结合为跨地区性的组织?
据理查德·布朗称，美国脱离英帝国的控制这一事实在多方面加快了民主化公民社会的发展。独立战争及随后为制定美国新宪法所付出的种种努力瓦解了理所应当的臣民忠诚，促进了地理位置上四分五裂的美国人相互联系，削弱了之前的城市垄断(例如在殖民时期，马萨诸塞州的所有印刷厂均位于波士顿，但革命期间印刷厂数量翻番，并分散至马萨诸塞的其他地方)。[43]迎来战争胜利与独立国家地位后，政治领域接踵而至之事便是建立代议制政体，后者将美国人引入了更广泛的竞争性参与。州选举与全国选举陆续展开，初出茅庐的政治党派为寻求支持而展开竞争，它们四处拉拢选民支持联邦主义者或杰斐逊主义者。伴随美国革命的浪潮，积极公民的理想也传播开来——激励了大众动员，推动了信息的需求，鼓舞了公民在地区内及跨地区间组织起来。
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热情同样席卷了早期的美国。传教活动在殖民地晚期开始兴盛，并在建国初期加速发展。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与同时期的多数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并没有政府主导的教会垄断。在宪法和权利法案保护之下，竞争性教派间可自由布道及传教。宗教信仰的开放竞争形势催生了一场从地区走向全国的福音运动。[44]四处布道的新教教徒，特别是卫理公会派教徒和浸信会教徒，足迹踏遍整个美洲大陆。
最重要的是，早期卫理公会巡回说教的神职人员率先提出了组织协会的新方法。[45]他们辗转各地，鼓励地方领袖创设和维持新的宗教协会，然后将这些组织结合为拥护共同世界观及道德目标的联盟。由于卫理公会教徒积极传教，他们在边远地区亦建立起数以万计的地方教会，其他的宗教教派因此也不得不四处奔走、组建教会，以免自身不断萎缩最终丧失生机。[46]通过这种激烈的竞争，一种新的协会组建模式传遍了早期美国——该模式很快为所谓的世俗组织所采用。
既有的社会通讯允许早期美国人创设可持续的互联性组织。理查德·布朗就认为，文学及报纸的广泛阅读促进了联络，这一观点与托克维尔的观察前后呼应：“报纸成就社团，社团也在成就报纸……因此美国也就成了世界上社团与报纸最多的国家。”[47]但托克维尔并不认为所有的条件都促进社会联络及协会建立。不过对早期美利坚合众国而言，邮政服务是一个有效的集权武器，也正是邮政服务在上述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美国革命前，各殖民地的邮政系统只见雏形，其水平与当时许多欧洲国家相差无几，这些邮政系统将一些较大城市特别是大西洋沿岸城市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共和国建立后，这一现象很快得以改观，国会于1792年通过了邮政法案，该法案“在异常宽松的条款中将报纸归为邮件一类……禁止公职人员利用其对该联络手段控制而将之当作一种监视技术”，并“建立起一整套的程序，促进了邮政网络从大西洋沿岸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快速扩张”。[48]在1828年，历史学家理查德·约翰指出，“美国邮政系统下设的邮政局差不多是大不列颠的两倍，是法国的五倍还多。也就是说，在美国每十万居民就拥有74所邮政局，相比之下大不列颠是17所，法国则仅4所。”[49]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联邦这一层级的从业人员中为邮政系统工作的超过四分之三;1831年的8764名邮政员工及1841年的14,290名邮政员工中，大部分是“遍布乡野的乡镇兼职邮件管理员”。 [50]
邮政网络的发展壮大由美国政府机构一手扶植。国会代表来自州和地方行政区，这些使得参议院与众议院的议员们对资助建设通讯与交通运输网络颇感兴趣，触角甚至伸到了日渐扩张的美国最为边远的地区——当然这些投资均严格按程序办事。议员们希望即便是在最小的社区中也能有邮件和新闻的身影，同时他们也希望自由往返于国家首都，因此他们资助公共马车的运行，并设定便宜的邮政资费。邮政规章还允许报纸在编辑手中自由交换，以此小报能从大报那里得到新闻副本。但与此同时，资费结构也曾进行微调，以此防止东部沿海的报社过度行销政府新闻。
正是借了邮政资助的东风，志愿团体在新闻报纸上(之后是杂志)将他们的信息广而告之，这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的发展。美国第一波大规模的道德改革运动中有一场——发生于1828年至1832年间，主要体现为总工会对基督教安息日惯例的弘扬——曾致力于禁止周日邮局的开放及邮件的投递。但备感讽刺的是，这项运动的开展却依靠于其倾力挑战的联邦邮政系统：它正是靠着邮件投递向潜在的追随者们分发了数万本小册子和请愿书。无独有偶，内战前其他几次大型的志愿改革运动的境况也大致如此，其中包括戒酒运动及大众废奴运动，后者引发了美国内战。[51]
联邦制国家的公民模型(Civil Model)
美国政府管理体制对于协会的建立起到了根本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原为邦联制的美国由建国之父们联合为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宪法规定，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有时也有县政府)这三级主权政府(有时是四级)中，相互掣肘的政府权力分别由行政机关、代表机关和司法机关掌握。自合众国早期，美国的公民协会就开始模仿这种地方-州-国家的结构。表3-1显示，在美国所有特大型会员制协会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是一种国家-州-地方的联邦式结构，与美国政府机构的安排平行。跨地区协会，不论规模大小均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并定期讨论修改。美国志愿协会为每一地方单位印制附则，为每一州级协会或州会所制订正式章程，更为组织的全国或最高部门制订详尽规章。尽管本章难以对这些章程进行详细的分析，但基于我对数十种章程的阅读，以下几点值得一提。协会的章程总自称模仿美国政府的代议制及权力分立体制。因此，地方协会单位有权选举州级单位的代表及人员，而州级单位和(或)地方单位向中央单位推荐代表——这就像美国参议员最初由州政府指定一样。各协会对选举领导人及裁断争辩均有其详尽的规定。
协会章程还包括州与地方单位的设立以及会员入会等事项的明确条例。举例而言，不像其它国家的共济组织，美国的兄弟会规定准会员应申请其住所附近的会所，或依据书面许可去申请其他地方的会所。那些背井离乡的“兄弟们”必须手持原地方单位及州级单位开具的正式文件，才被承认是远走他乡的来访者。就像美国人不得不在他们当地的社区及州中确立其投票权一样，他们也必须在跨地区协会通过所在社区中确立其成员身份。美国协会可能一直在鼓励外向性联系，但却不认可无所寄托的大同主义。
兄弟会的中央及州管辖权维持着详尽的分区制条款。新建地方会所需要附近原有的特许单位的认可，也需要(通过)相关州管辖权的审批。这些条款的核心就在于向地方组织中间安插会员并主导地方组织的创建(这也可能意义更为深远)，以此避免不必要的组织碎片化或建制重复化。州级部门鼓励地方单位的准组织者们接洽和共事，而不是让他们自相残杀。如果他们认为某地区没有足够的潜在会员以组建另外的会所，他们就会否决新建地方会所的申请。
这些条款意味着在某个协会网络发展的初期阶段，其地方单位往往全面铺开，跨越城镇招纳会员。为了参加社团初期的集会，美国人要忍受恶劣的交通状况而长途跋涉;而一旦协会发展成熟并广受欢迎，那么地方单位的数量很有可能会翻番——届时每一镇或每一村或每一城市社区均可方便地就近召开会议。但新单位只有在上级的允许下、在多数邻近单位的支持下才可成立。当协会的发展走下坡路时，其收缩的过程也相差无几：允许相邻会所或俱乐部的成员们合并于邻近区域的社团或成为州协会的全州代表会员。因而典型的美国协会往往在其生命周期的开始与结束时跨地区接纳会员，而在其鼎盛时期则多限于某地区内部招纳会员。
从一开始，美国志愿协会的建设既是一系列的地方性事业，更是一种地区性社会运动和跨地方组织化的努力。地方居民往往深受地域性或全国性组织典范的鼓舞，进而重视与上级代议制治理结构的正规性联系。地方团体的创建者们时常被从州或全国总部派出的巡回代理人招募，抑或从这些人身上获取诸多鼓舞。或许潜在成员来自于迁入的移民群体，这种情况则更为常见，某乡镇或地区的新移民多向往建立一些新会所或俱乐部——类似于他们在原迁出区所曾参与的那些会所或俱乐部。但不管怎样,这些地方创始人必须遵从明确制度化及“章程性”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虽然在统一整体之下保护州与地方的主权，却不允许建制的碎片化。
工业化时代的公民美国
如果说1861年前志愿团体的创设浪潮已然势头强劲，那么学者们必然会一致认定美国内战后要迎来的是更为猛烈的冲击波——某些老社团不断扩张，很多新社团不断创设，这些社团都注定要走完大半个甚至整个二十世纪。跟随美国现代化的脚步，哪种类型的社团数量会激增呢?哪些因素与进程塑造了社团的创设与扩张呢?随着美国从农场与小乡镇社会转变为都市化的工业强国，社会科学的既有知识可能会引导我们预期一种崭新的发展进程。但事实上，社团模式在内战前就已确立，战后时期也不过是整装再发。
经济现代化的有限影响
社团现代化的标准解释关注产业工业化和大城市扩张产生的新压力和新机遇所带来的众多参与者。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工业化及大规模的城市化是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的推手。工人可能组建工会，资本家则可能在商业协会中联合起来。这样的机构一般创设于大城市，进而追随商业和制造业活动的脚步向外传播。社团的创新和扩张应与经济增长步调一致。
其他现代化理论认为存在不同的因果机制。涂尔干的追随者们将志愿社团视为社会融合机制，它在工业社会中代替了前工业村社中家庭与邻里关系。类似论断的版本之一可参见历史学家罗伯特·韦伯(Robert Wiebe)颇具影响力的集大成之作《寻求秩序，1877-1920》。[52]在韦伯的书中，关键性因素是不断崛起的“新兴中产阶级”的专家与商人，他们处于不断扩张的都市中心。为“响应”移民、人口快速增长与城市集中化这些令人不安的转变，这些现代化精英创设出新型的专业化组织、商贸协会及社会服务团体。在韦伯的笔下，1900年的美国从“孤岛社群”(island communities)式的农耕社会转变为由企业、官僚政治及相对集权之协会(由经理与专家领导)连为一体的工业国家。
有数据支持马克思主义者和(或)涂尔干主义者关于美国社团现代化的推测。跨地区社团多数发迹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北部及中西部各州，而这些组织在各州内部的发展也往往起步于最大的城市或高度商业化的区域。专家、商人及流动性工人(如铁道员工)通常充当了这些新式结社观念的载体。
职业性社团也遍地开花。借用甘姆和帕特南的数据,表3-1显示了自1840年到1940年美国26个城市中每千人拥有的不同类型社团之数量的变化趋势。显然，1880年后工会大幅增加，商业团体也数量激增，尽管趋势稍缓。缅因州统计局(Maine Register)所列的全州组织名单无疑证实了甘姆和帕特南的统计。[53]多年来的城市目录记录下了整个20世纪，特别是自1920年以来商业及专业社团的急剧增长，这类社团数量的突飞猛进多因为不断细化的职业与市场的自我组织。
精英“服务团体”——主要如扶轮社、交流俱乐部和狮子会——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也在各个城市不断扩张。[54]这样的俱乐部只接受社区内部各行业或各专业的少数拔尖人物(尽管“专业”可以巨细无遗地定义以扩招会员)。有人认为精英服务社团取代了跨阶级的兄弟会，因为商人与专家厌倦了整晚整晚的例会，而更喜欢快捷的午餐聚会。
图3-1 美国志愿协会(在城市词典中记录的)的密度，1840-1940年
图3-1a
图3-1b
图3-1c
图3-1d
来源: Gerald Gamm and Robert D. Putnam, “The Growth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America, 1840–1940,”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9 (4) (Spring 1999): 511–57.
比起反复重申他们与蓝领工人及白领雇员间的“兄弟情分”，他们更愿在熟人内部建立人际网络。[55]但这可不是故事的全貌。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脚步，确实某些兄弟会(如梅森)改头换面，但另外一些兄弟会(如哥伦布骑士会、穆斯会、厄尔科斯会、雄鹰会等)却着力于程序精简与重新强调社区外展而更上一层楼。[56]
内战到20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内，职业性组织与精英服务俱乐部可并不是仅有的两个欣欣向荣的组织。如表3-1所示，甘姆和帕特南记录下了自19世纪中叶至1900年或1910年左右的城市目录中所列宗教派别、宗教附属社团、兄弟姐妹会及独立妇女社团等的繁荣景象。在19世纪末期，报告指称兄弟会与妇女组织数量陡增。尽管甘姆和帕特南指出，进入20世纪之后上述所列社团的创建略有下滑，但纵观他们所列出的截至1940年的资料，美国每千人中宗教协会与兄弟会的数量仍远高于职业性组织的产生数量。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与涂尔干主义者的论断并不能全然解释工业化时期美国社团的发展模式。明显与产业工业化发展亦步亦趋的工会、商贸专业组织及其他协会有所增长却并未获得主导地位，因为大量历史悠久的会员制社团中也幸存下来了，甚至实现了自我复兴。20世纪中叶美国大型社团的全盘局势与一个世纪前相比虽已面目迥异，却仍是对前一局势的某种承袭。经济的现代化向这盘大杂烩中加了新料——各种新兴社团，但跨阶层会员联盟的根基犹在。
针对这一说法有一个现成的反驳：现代化过程中的美国可能一直维持着社团的特定格局——宗教与道德协会、兄弟会、退伍军人及其附属机构占据半壁江山。但这些社团的成长也可能是顺应了现代化的潮流。然而，甘姆和帕特南所验证的统计假设让这一反驳难以立足。自城市目录的社团名单中选取之数据在地区之间及年份之间都存在变化，甘姆和帕特南极为充分地利用了这种变化，求证了下述观念：国外移民、国内移民、工业化及(或)城市扩张等能够解释何以部分城市在社团数量上增量更大。
他们开始这项调查原期望得到的结论就是规模更大、工业化更高的东北部城市可能在社团增量方面更为明显;那些外来移民大量涌入的城市也可能在社团增量方面呈现出不相称的高水平。结果，甘姆和帕特南却发现结论正好相反。
在1910年，甘姆和帕特南所研究的26个美国城市中，社团数量激增，甚至超出了人口的增长。然而在这一总体扩张的情势之下，就人均所占协会数量而言，地处美国南部与西部的城市比东部城市增加更多;发展缓慢的城市比发展迅速的城市增加更多;小城市比中等城市增加更多;同样中等城市比大城市增加得也多。甘姆和帕特南总结道，“公民性的核心曾处在外围地带”，他们认为中小城市的居民创造并维持着更多的社团，原因在于较之1900年左右的大城市居民，小城市居民还未能接触“工业化”的娱乐方式：电影或游乐场。[57]
甘姆和帕特南运用更确实的数据与更优良的分析技术重新验证了默里·霍斯根兹特(Murray Hauskencht)1962年的《参与者》(The Joiners)一书中的结论。然而，霍斯根兹特对何以协会在较小的美国社区中大行其道的假设并非只是考虑到娱乐方式的问题，实提出了民主社会中公民影响力的重要话题。“志愿社团可能让身居小镇的居民生产生更大的‘效能感’，”霍斯根兹特解释道，“一种……‘他投的票管用’的感觉。某些协会可能对整个社区都很重要，身处小镇你就更容易感受到这种氛围。”[58]当我们回想起1900年左右美国大多数的志愿社团并不仅限于地方时，霍斯根兹特的观点就带有了些许弦外之音。它们将地区居民网罗到州、地区甚至全国的活动中，同时也允许他们在家门口集会。跨地区社团比地区社团所辖范畴显然更广，跨地区社团的会员们正是在此种情形下学习参与公民事业，并为推动公民事业的发展。
乡镇小城中的这些团体的休闲价值也远不限于地区本身。各社团的主管及会员们珍视周游其他地区、州及参加全国会议的机会。这些跨区域的社团同样带来了重要的经济与社会价值。保险社团(Insurance societies)将不同地区的人们纳入麾下，摊薄了经济风险。可能最为重要的是，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长期旅居，住所更换频繁，
图3-2 美国会员协会建立和累计的数量
图3-2
所以他们多乐意在旅居地参加原本熟悉的社团。因此人们会在地区间转换会员身份，如果原本没有则创设新社团，或在商旅途中光顾一下俱乐部或会所。城市及社团指南往往精确记录下不同社团每周或每月集会的日期(天数)，以使得来自城外的旅人们能设法参加这些集会。
如果谨记地区社团多是跨地区社团网络颇具特色的一部分，我们就能更好查明社团变动的时机与原因。斯考切波项目的社团数据在表3-2中列出，标明了那些(最终成型的)大型跨地区会员制社团高速增长的时段。这幅图表也描绘出既定数据下那些会员数超出成年总人口1%的大型美国社团之总数的变动图。如表3-2所示，内战之后的几十年间，终将拥有极为庞大成员数量的社团暴风骤雨般出现。甘姆和帕特南的研究则表明，在1860年到1890年间，地区社团激增与全国扩张的新兴社团日渐成型不无关系。
到20世纪20年代，二十多个大型会员制社团共存共荣，其中绝大多数根植于数以千计的地区社团，它们遍布村庄、乡镇及大大小小的城市。
战争与政治争论助推器
社会科学家通常认为长期社会变动的“真正”或“基本”原因是经济。但战争和政治争论同样也塑造社会和文化。对于现代美国公民社会而言，战争及一波波激烈的派系竞争推动了更多社团的创设，更多会员的加入及更多新事业的开创。
在内战接近尾声时，美国迎来了社团创建最雄心勃勃也最为成功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足足持续了25年。在同一时期，1861年前就已存在的会员制联盟也出现了惊人的增长。这似乎违反直觉。内战是美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它让既有的社团联盟如怪人会、节制之子协会、独立戒酒会等变得支离破碎，耗费了美国成人的诸多精力，带走了数百万人的性命，更让美国南部多数地区的经济一败涂地。
但内战刺激了跨地区的结社主义。内战期间，兄弟会组织如梅森共济会及怪物共济会等在有意愿服兵役或正服兵役的年轻人中招兵买马——可能因为这些兄弟会有行之有效的方法为那些远离家乡奔赴前线的会员们提供慰藉。[59]而且战争一结束，已七零八落的美国会员制联盟迅速重组。最终，这些志愿性联盟比区域极化的政党更好地将南北双方重新弥合在了一起。内战期间，怪人会的每场全国性会议都为南方分会的代表们象征性地留出该有的位次，尽管空无人坐;每场会议都仍会点这些缺席代表们的名字，向这些代表们寄发会议报告。内战结束后的数月之内，南方分会的代表们纷纷回归原位。[60]相较之下，美国联邦政府与政党体系则花费了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才恢复元气。
在19世纪后半期，多数新兴的美国志愿社团从东北部和中西部向外扩张(到该世纪末时，有一些从西部向外扩张)，[61]经济受挫的南方作为战败方在战后社团重建中并非佼佼者，地方社团的数量及会众也落后一截。但事实上，内战后美国的社团创建者决意像连接东西部一样将南北方联系在一起。他们从国家统一和国家重建这一角度思虑未来，并努力使这一愿景成真。内战之后创设的大型会员制志愿社团多数采用地区-州-全国三级联盟的形式，在创立后的二三十年间，它们的机构网络几乎遍布全美各州。
对许多社团创设者而言，内战既鼓舞了士气，又打开了视野;正是内战将他们彼此联系在一起，也让他们拥有了更大的使命感与希望感。在战争期间，男性在军队中同进同退，而女性则投身于战争后援或救济工作。这些人际联系在州内及州际间建立起来，强化了嵌套式联邦主义模式作为事务管理最佳组织形式的地位。随着战争的结束, 这种国家目的及国家统一至上的情感便转化到国家建设与联邦重组的热情中，对于赢家——北方人——而言尤为如此。
皮西厄斯骑士会于1864年——时值内战——由一位联邦书记员创设，这位联邦书记员从达蒙和皮西厄斯这对莫逆之交的经典故事中获得启发，而后为这种两肋插刀的兄弟情谊设计出了一套章程，皮西厄斯骑士会必然会迅速成为美国第三大兄弟会组织。[62]同样，农场主(或田庄主)协会的创设可归于一位美国农业部官员的灵感，他在战后的南方灾区巡回视察中颇有感触，希望建设一个全国性兄弟会以使农户从中受益。(有趣的是，田庄会的创始人奥利弗·凯利恰能借用他与梅森兄弟会成员的交情而在南方自立门户)。[63]美国红十字会的创设者是承担美国卫生委员会下派开展联邦战争救济工作的人员，他们希望在战后以新方式延续之前的工作。[64]卫生委员会原有工作人员还曾为战后首个全国性妇女协会——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WCTU)——的成立添柴加薪。
WCTU的组织者一开始就决心建立一个全国性协会，一个有足够的能力影响公众舆论和各级政府行为的协会。[65]像美国内战后的其他戒酒团体一样，WCTU的组织者也震惊于退役士兵的酗酒恶习，担心为战争筹资立下功劳的联邦酒水税自此高居不下。禁酒人士认为，积蓄力量以扭转上述局势的唯一方法就是创建(或强化)与政府并驾齐驱的联盟性志愿组织，并把触角伸进每一个国会选区。[66]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WCTU主要组织者弗朗西斯·威拉德走遍了美国每一个州，考察了数以百计的城市乡镇;她还走访了边远西部，并多次在南方巡回演讲;在她身后留下的是遍布全国的新建地方会所和州会所。[67]
随后的19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社团创建的后续波来袭。这一波世纪末的浪潮主要是旨在为会员提供保险的兄弟会组织激增。其实很多组织都没能成气候。一些组织仅局限于相对健康的潜在会员;一些则是从原有保险会社中脱离出来(西部人频繁地自垂暮的东部会社中抽身而出);还有一些(如1881-1891的铁庭社(the Order of the Iron Hall)不比几乎毫不掩饰的庞氏骗局高明多少(暗指是皮包公司(不是皮包公司，是传销，其实也不用注了，庞氏骗局大家都知道)的意思，译者注)。这样的“保险兄弟会”不时被曝出保险统计不健全，因此也多较为短命。[68]
另一波更为公民化的浪潮源于激烈的种族争论。19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本土主义喧嚣尘上，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有组织地抵制新移民和天主教徒的迁入。[69]相伴而来的是，众多美国种族联盟纷纷成立。它们致力于联合地方组织以进行自卫和维护美国信誉，推动地区与州级种族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社团创设的趋势表明，美国历史上本土主义风起云涌的时期——19世纪40、50、90年代及20世纪20年代——也是众多美国种族组织创设或扩张的时期。[70]
然而很显然，美国种族组织的架构与运作均极为类似于他们的竞争对手——新教社团及土著社团。每一个社团都声称代表善良的美国人，代表虔诚之人。社团徽章和横幅几无例外地都印着美国国旗(有时是美国国旗与移民所拥护的种族旗帜交叉而立)，而且社团座右铭也多倡导一些相似的爱国及伦理价值。几乎每个社团都试图将地区及州这两级组织纳入到区域及全国联盟中去。简而言之，美国会员制社团拥护人种、种族和宗教派别身份的多样化。但它们是通过鼓励相似经历及表现共同美国公民身份的方式来获得这种多样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社团集中创设的另一高峰时段。二十世纪的社团巨头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农场业联合会(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正是出现在此次大战之后，遑论众多规模稍小的社团。或许更重要的是，对原已存在的社团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成为一个祥瑞般的分水岭。
但这一说法并不适用于所有这类组织：曾经势头见好而生气勃勃的德裔美国人协会在一战期间因为被视为外敌而大都分崩离析。[71]美国在1917年投入一战，之后约十分之一的德裔美国人转入无种族倾向的社团，或以 “美国人”的做派大张旗鼓地为原有社团再立招牌。
在某些社团销声匿迹之时，借由联邦战时动员形成的亲密合作关系，许多其他志愿社团蓬勃兴起。红十字会和基督教青年会正是经由这种方式而会员数暴涨，志愿活动接连不断，地区分会建设如火如荼。哥伦布骑士会通过向军事人员提供社会服务强化了美国爱国人士的信誉。[7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 这一天主教兄弟会联盟利用其与政府新结的伙伴关系以及公众给予的合法性，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成员，迎头赶上了它的新教对头。自此，哥伦布骑士会一直是美国社团的佼佼者之一。
二十世纪
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国家。表3-2的数据正记录下了自此以后约二三十个共存共荣的大规模会员制社团。当然，这些大型社团的排列组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不断变化。一些旧有团体(如节制之子协会、独立戒酒会、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逐渐没落甚至销声匿迹;另一些则是昙花一现，这或许因为它们承受不住改革运动的折腾(败者如劳工骑士团，胜者如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还有一些组织在种族或人种关系高度紧张之即成就了一时的强大之势[73]。但与此同时，另有社团应运而生或欣欣向荣，这多得益于福利国家建设或者战时动员的大好时机。
当今保守派声称，现代社会供给的增长已使得志愿活动难以招架[74]。然而众多美国会员制社团起初都缺乏公共社会项目，然后才通过帮助政府向数百万人口提供福利或服务才得以蓬勃发展。联邦退伍军人及幸存者获得各州及国家慷慨的资助，而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就借这股东风发展壮大。[75]田庄会和美国农场业联合会同样与惠农的公共项目密切相关。[76]独立妇女联合会——包括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女子俱乐部大联盟、全国母亲联盟(之后是(家长教师协会)PTA)——均与各地区、各州甚至全国的关爱母亲、儿童及家庭的公共事业息息相关。[77]雄鹰共济会(The Fraternal Order of Eagles)及汤森改革会均与老年人的联邦福利捆绑在一起，而较为近期的退休人员协会也因相关公共项目而快步发展。[78]工会需要美国政府的扶持才得以完全建制，反过来又成为新政下社会经济项目的支持者。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拥护联邦为年轻家庭所设的最慷慨的社会项目：1944美国士兵法案。[79]自美国内战起，经由后二战时期，会员制志愿社团一直为美国版现代福利国家(的建设)查缺补漏。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会(包括产业工人以及手工业工人)才终于在美国公民社会中站稳了脚跟。然而同一时期，对其他大型社团而言可谓度日如年。为应对会员老龄化带来的财政赤字，对保险不甚精通的兄弟会频繁地合并、注销或为营利企业所吞并。社会导向的兄弟会也萎靡不振。在大萧条期间，很多美国人负担不起会费，之后他们又专注于发动一场海外战争。这一时期，一些社团无可避免地要走向下坡路。举例而言，怪人会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兄弟会之一，仅在1945年后略有起色便重新陷入衰微状态。
当然原会员制社团中也有一批——包括某些兄弟会——在二战后重焕生机。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社团处于持续收缩状态，但在会员数超出美国成年人1%的社团名单中，梅森兄弟会至今赫然在列;东方之星(Eastern Star)也仍是主招女性的社团巨头之一。更具说服力的是，将甘姆和帕特南笔下截止至1940年的数据再做核对可以发现，在19世纪50年代到1920 年间成立的众多美国社团，在20世纪的头六七十年多发展顺遂。下列社团包含在内：兄弟会如厄尔科斯会、穆斯会(Moose)、雄鹰会、哥伦布骑士会(及梅森会、东方之星);退伍军人社团如海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各类教会相关社团;男士及女士保龄球联合会;美国劳工联合会(1955年与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为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以及社区团体如红十字会、童子军会、基督教青年会(YMCA)、家长-教师协会(PTA)。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述社团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持续发展，数以百计的小型会员制联合会也以同样的方式茁壮成长。就像过去的大型战争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了众多美国会员制社团重新注入活力。
综上所述，对普通美国人而言，会员制社团联合会的这组现代化模式构成了二战后公民社会的外壳。多数会员制联盟都有或每周、或双周、或每月定期集会的地区组织，而每一管理层级都定期选举新的管理人员。除了工会和农业协会外，会员制社团招纳的男士会员或女士会员均拥有相当广的职业背景与社会背景。所有这些根植于大众的社团都拥有一个双向互动的结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地区及超地区的活动家之间。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仍然活跃地参与其中，加之种类繁复的会员制社团，必定会影响美国公民对阿尔蒙德与维巴调研的答复，由此在《公民文化》一书中，美国人便以“一群最具参与性的公民”的面目出现。
公民美国转型
历史可以解释为何阿尔蒙德与维巴发现1960年前后的美国人是积极的公民参与者，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而言，两位作者为之欢呼的公民社会可能现已成“历史”。从托克维尔到阿尔蒙德与维巴，他们均为美国人的结社生活着迷不已，但这种生活在20世纪最后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专门聚焦于“现代化”的解释版本，罗伯特·韦伯误以为会在本世纪初便能凯旋，却到世纪末才最终被验证。
表3-1中所列的大型会员制志愿联盟约有四分之三仍然存在，但多数幸存的老社团也是在苦苦支撑，社团网络大幅收缩，会员减少的同时渐趋老龄化。家长教师协会、女子俱乐部大联盟、梅森会、厄尔科斯会、退伍军人大型联合会及其女性附属团体都不已再是美国社会或政治领域的“行动前沿”。曾经的“大块头”——工会也持续衰微，会员数从50年代占美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一降至如今的不到六分之一。[80]与此同时，新一轮的全国社团创立浪潮在内战后出现的一波波激涨浪潮面前相形见绌。1959年，协会百科全书列出了近6000个美国全国性社团;到1970年，数字超过10,000;到1980年，近15,000;到1990年，近23,000;之后却稳定在这一水平上。[81]
在这些新近创立的社团中，一种不同类型的社团占据主导地位：专家主导的游说组织。
当然，近来有几个新的根植于地区及州这两级面对面交流的会员制联盟建立起来，主要是如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基督教联盟等右翼社团。除此之外，一些旧有的会员制联盟近来长势见好，典型的如处于党派谱系中保守一派的美国步枪协会及自由一派的美国国家教育协会。但自20世纪50年代后，鲜有大型会员制社团闪亮登场或雄风重振，那些跨阶级党派划分并能将地区与跨地区活动相结合的多目标社团更尤其少见(not)。近年来的新增社团多使命感薄弱，会员数量寥寥甚至根本没有，它们多基于电子邮件与个体成员联系，而后者也不过就是邮寄支票了事。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算是其中最大的社团，成立于1958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快速成长起来。[82]多数新成立的由专家领导的倡议团体规模较小——会员往往不过只有华盛顿或纽约市中的总部成员而已。
近来美国的“倡议爆炸”——正如杰弗里·贝瑞恰当地称呼之——包括下述几个要素。[83]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的民权运动赋予了南方黑人以选举权，也催生了众多致力于帮助非洲裔美国人把握机遇的新生组织。在这次民主分水岭的后续余波中，外溢的“权利运动”让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及一票少数人种和少数种族发出了组织化的新声音。权利运动自下而上发起于草根阶层，但有很多随即发展成为专家领导的倡议团体或社会服务团体。据社会学家黛布拉·明可夫所载，代表女性和少数人种或种族的社团在1955年到1985年之间增长了六倍，从不到100个增至近700个。此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体社团的组合形式从文化性、抗议性及服务性社团急剧转型为政策倡议社团以及兼具倡议的服务团体。[84]与先前的种族社团及女伴组织相比，现在的权利倡议组织旨在强化各自的独特之处及其与其他美国人的相异之处。
另一个分水岭是公益倡议团体的大量创设，这些团体力图塑造公众舆论并影响立法，所涉事项从环境保护(例如塞拉俱乐部和环保基金会)到救助贫困儿童(儿童保护基金会)、增加政府支出(同道会)、削减公共福利(协和联盟)，不一而足。在20世纪70年代，公益团体发展迅速，起初这种增长明显倾向于自由主义。[85]但最近保守主义倡议团体占了上风。[86]某些公益事业——如将环保运动看作一个整体——包括地区活动、面对面的会员团体及华盛顿特区的游说团体。但大多数并不如此(随着时间推移，环保运动甚至也已变得更为专业化)[87]。同样重要的是，公益事业团体多数依赖于出资者，而这些人多处于美国收入分配层级的上端。[88]
在这个意义上，近来美国“结社爆炸”的最后一波可看作是对前述两次的回潮。在各类权利运动及公益事业的支持者纷纷组织起来时，商贸人士及各业同行自不能无所事事、袖手旁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千上万的商贸与行业倡议团体整装再发，或在华盛顿设立了办事处。这些社团成员多是其它组织，而非个体公民。随着七十年代中期法律的变化，商业与行业倡议团体通过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来引导对选举候选人的捐款，以此强化了游说力度。[89]
发生的原因何在?
在20世纪末的美国公民生活中，何以有如此之多的由专家主导的社团欣欣向荣?有几个假设可以提提。一些学者指出通讯媒体在变化，认为电视及电子邮件的崛起使得专家可以在集成化办公地点招募邮件列表中之人为会员，或者根本不需要会员或民选领袖便可自行处理社团事务。正是这样的变化——已横扫选举政治及社团生活——使专业化经营、低会员数的倡议团体得以运行。但新兴会员制联合会(如基督教联盟)的发展，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的风光再现，都表明新技术对社团运作也并非必然起决定性作用。如果领导层意向坚定，新技术亦能对多层次会员制社团的运作给予正面激励。
无疑，另一个因素可归于富有的赞助者与美国免税基金会的意愿，他们向倡议团体拨出款项，使它们从对会费的依赖中抽身而出;
而20世纪60年代前，会费一直是众多颇具影响力的美国志愿社团的首要资金来源。[90]彼时，无法招募实现大批会员新陈代谢的组织创建者就不能成为领导者，因此他们乐意遍访全国，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招募中层领导者并着力鼓励，因为后者将接手会员招募和维持的大任。如今，对纽约市或华盛顿特区的领导者而言，撰写群发邮件或准备基金会经费申请书才更有意义。
性别认同和阶级关系的转变也至关重要。自19世纪以来到20世纪50年代，(无论是发起设立还是自发形成)多数大型美国志愿社团都是跨阶级与单性别的事务。在大多数这些社团中，商业人士及各行业专家齐聚一堂，携手白领雇员，可能也包括上层农民及产业或手工业工人。但通常跨阶级和跨地区社团的创设及领导，要么是男士们的事，要么是(or)女士们的事，两者并不搅合在一起，对于内战至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来讲更是如此。区分男性与女性的角色提供了广泛而包容的身份认同，这使得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美国人能够超越地区与阶层界限团结起来。男性退伍军人以及排除在有偿劳动力之外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是志愿联盟的主要领导者。这两类人足智多谋，备受社会尊重，而且在地理位置上分布相对分散。
但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四十年里，这些条件已经消失。同样在这一时期，那些渐趋成年的男性群体多不愿在军队服役。[91]而且，美国越南战争的痛苦经历打破了年轻男性对“一起扛枪”这份兄弟情谊的持续认同。二战老兵与其子之间的代际鸿沟难以逾越，而相比之下，自美国内战以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几代美国儿孙却都对父辈的经历心驰神往。“男子汉的传统”被颠覆之时，恰恰是女权主义革命，加之妻子与母亲们加速融入有偿劳动力之时，这些都使得性别角色认同重新调整，夫妻分工再次分配。
与此同时，对教育良好的美国女性而言，很多事情也不复从前。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男人们多爱涌入大城市中心，但在过去，教育良好的女人们则分散各处任教，之后嫁人，同时不得不停止教学。所以教育良好的已婚主妇在各州的每一社区都可以找到，她们成为各地志愿活动的中流砥柱。但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多以面向全国的职业为追求，很少有时间参与无关于工作的社团，她们跟有职业进取心的高学历男士们一样都涌入大城市中心。
到了70年代,美国已形成规模庞大的由专业人才与管理人才(professional-managerial)所组成的中上阶层，这其中皆是那些自认是专家而非“社区代理人”的男士女士。[92]像这样的精英们更乐意向由职业人士主导的全国游说组织捐助钱财，而非在传统会员制志愿社团中苦心经营以实现地区-州-全国三级领导职位的升迁。以都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已经到来，新公民世界由专家、管理人才及商业精英所把持。
美国政府与政治也发生了变化。美国联邦政府在征税和公共支出方面并没有(not)平稳增长，但联邦监管活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却大肆扩张，而且首都华盛顿的活动也越发专业化。国会参谋越来越多，下属委员会数量见长且日益分散化，这些均使得可能影响立法或行政执行的据点越来越多。抓住这样的机遇，以职业人士为主力的倡议游说团体便甩开繁琐的大众志愿联合会而自行其是。国会选举更是如此：国会代表也越来越多地借助民意测验专家、媒体顾问及电视广告的帮助寻求连选连任, 抛弃了他们曾经对志愿联合会的依赖——后者是他们在选区与选民沟通的生命线。现在普通公民越发不可能被动员去加入政党或公民团体;相反，富翁们倒是被反复请求多签些支票。[93]
总之，美国政治和公民生活中被视为高效组织的典型模式已物是人非。力图将面对面的组织嵌入到州与联邦网络中去的全国性联合会大势已去，大多数领导人及公民都不再考虑创设这样的社团，也不想为这样的社团开展工作。如果要发起一个新的创设，企业家们多想着建立一个全国办事处，通过直接发送邮件、雇佣民意测验专家和媒体顾问来募集资金。当倡议团体就热点问题发布新闻公报，并雇佣说客与政府打交道——以及为了上述活动持续融资时——民意调查可用以测量分化的公众舆论。组织的领导者们没时间与各派会员讨论这些事，而会员身份也沦落为无利可图的消遣。
那又怎样?
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刚才描述的转变没什么不好的。为什么要为大型会员制联盟的衰落哀痛不已呢，它们往往种族排外或性别歧视?那些几无偏见的会员制社团试图一次性地完成多种不同类的事情——从社团服务、娱乐休闲到国家政策倡导——但可能没有一件事完成得很漂亮。由此而言，它们的政策努力实际并未增加任何“公共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工会、美国农场业联合会等组织似乎还插手某些自利性和偏见性的事业。
这种观点还指出，新形式的社团活动自有它们的优势。今天的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几乎没时间参与惯例式的集会。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渴望自由的个人选择。也许由规模较小但关系亲密的援助性团体所组成的社团世界与众多全国办事处——人们将支票邮寄到此处以支持特定事宜——两相结合，对今日的美国而言更为可取。
即使上述所言可能有理有据，但言说者们却忽视了旧式公民美国的可贵之处，它们既不可复制，也不可再生。专家领导的倡议团体所构筑的美国新式公民社会颇具寡头意味。理所当然，比之生活于跨阶层会员制联盟这一传统世界中的同类人而言(数量比后者少)，富有且高学历的美国人在这个新公民世界中更加如鱼得水。当然，那些高学历的富翁与其夫人们始终都处在社会的上层。但过去他们不得不与财产与事业皆处中等的公民打交道。普通美国人也同样有机会参与社团，并寻机上位——这些社团在阶层与地区间，也在地区与跨地区的事务间架起了桥梁。现在这座桥梁正在塌陷。普通公民成为具备真正影响力的社团会员的机会越来越少。同时，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间相互沟通(或彼此争论)，几乎彼此毫不相干。
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也许美国具备自己独特的国家社会模式。美国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成年男子间实现民主的国家、世界上第一个普及公共教育的国家，它还拥有具备独特平衡性的公民生活，在此其中，市场即使膨胀却无法淹没公民社会，各级政府着力且间接地支持联盟制志愿社团。在传统的公民美国中，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彼此交际，还与特权阶层并肩参与社团，进而在社区与国家事务上辗转筹谋、发挥影响。赤贫之人被抛出这一圈子，但其他大多数人均能参与其中。国家精英们也无不对数百万普通美国人的价值观与利益多加注意。
今时今日，旧式的公民美国已日薄西山。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在种族包容性和性别整合性上更上层楼，但即使如此，不纳会员的专家主导社团所筑起的新兴公民世界是否能维持或激发美国民主的活力仍待检验。
注释：
[2] Arthur M. Schlesinger Sr., “Biography of a Nation of Joiner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0 (1944): 1–25.
[3]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J. P. Mayer, trans. George Lawrenc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1969 [1835–40]), 513.
[4] Paul Kleppner, Who Voted? The Dynamics of Electoral Turnout, 1870–1980 (New York: Praeger, 1982).
[5] John H. Aldrich, Why Parties?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art 3.
[6]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especially part II and chapter 11.
[7] Ibid, 318–19.
[8] Richard D. Brown, “The Emergence of Urban Society in Rural Massachusetts, 1760–1820,”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1, 1 (1974): 29–51; Richard D. Brown, “The Emergence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Massachusetts, 1760–1830,” Journal of Voluntary Action Research 2, 2 (1973): 64–73.
[9] Gerald Gamm and Robert D. Putnam, “Association-Building in America, 1840–1940,”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9, 4 (1999).
[10]甘姆和帕特南认为现代化美国中的社团创建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在非城市的乡镇与村庄(人口低于2500)中没有发生程度相当的事情。这种说法与理查德·布朗的实证结果相冲突，它未能考虑到城市社团经常从城外周边地区招募成员这一情况。更重要的是，甘姆和帕特南的主张建立于歪曲性的不完整数据之上。他们把26个城市中每千人所拥有的共济会分会及美国新教圣公会的数量与总体性的全国指标进行对比。但这些组织仅仅是数百个跨阶层社团中最为精英化和城市化的两个。人们会觉得共济会分会及美国新教圣公会异乎寻常地集中于城市。如果甘姆和帕特南关注规模更大、更为普遍的社团的话，——如卫理公会教派及圣殿骑士戒酒会——那么他们描画的图景可能会截然不同，这与我在使用缅因州的城市目录时所发现的一样，该目录将小城市社团与县内的村镇社团对比列出。
[11]上述社团中的多数在创建后的数十载中迅速发展壮大，但其中一些(如全国教育协会、全国步枪协会)在创立一个多世纪之后也未能迈过1%这个门槛。
[12] 参见Theda Skocpol, Marshall Ganz, and Ziad Munson, “A Nation of Organizers: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Civic Voluntar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3 (2000): Tables 3 and 4.
[13] Brown, “Emergence of Urban Society.”
[14] Ibid., 47.
[15] Ibid., page 38.
[16] Anne Firor Scott, Natural Allies: Women’s Associa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chapter 1; and Carroll Smith-Rosenberg,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York: Knopf, 1985), 120.
[17] Holbrook’s plan appears in Annals of American Education (Boston) 6 (1836): 474–76 and 7 (1837): 183–84. 亦可参见John A. Monroe, “The Lyceum in America Before the Civil War,” Delaware Notes: Bulletin of 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37, 3 (1942): 65–75. 在19世纪30年代，霍布鲁克关于“全国学园”的组织计划就已简单成形，但就在这时，较高层级逐渐式微，直到内战结束后，地区组织都仍是巡回讲师的赞助者。参见Carl Bode, The American Lyceum: Town Meeting of the Mind (Carbondale,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8).
[18] 该段中我将借用布朗的数据，参见Brown, “Emergence of Urban Society,” Table 1, 40–41.
[19] Ibid., 31.
[20] Ibid., 32.
[21] Ibid., 43.
[22] Ibid., 32.
[23] Bode, The American Lyceum, section 2; David Mead, Yankee Eloquence in the Middle West: The Ohio Lyceum, 1850–1870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College Press, 1951).
[24] 我对禁酒运动和戒酒协会的阐述依赖于取自“公民参与研究项目”的数据，也依赖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贝里斯·坎普(Bayliss Camp)的备忘录及尚未发表的论文。
[25] Samuel W. Hodges, “Sons of Temperance—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Order,” in Centennial Temperance Volume: A Memorial of the International Temperance Conference Held in Philadelphia, June, 1876 (New York: National Temperance Society and Publications House, 1877), 572.
[26] William W. Turnbull, The Good Templars: A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Independent Order of Good Templars (n.p., 1901), 38.
[27] Kathleen Smith Kutolowski, “Freemasonry and Community in the Early Republic: The Case for Antimasonic Anxieties,” American Quarterly 34 (1982): 543–61; Lorman Ratner, Antimasonry: The Crusade and the Par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9).
[28] 此处及全章中关于典型大型社团的讨论，我皆依赖于“公民参与项目”的数据。关于早期的梅森共济会，亦可参见Dorothy Ann Lipson, Freemasonry in Federalist Connecticut, 1789–183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29] 关于美国兄弟会的跨阶层属性，参见下书对数据的讨论与综合分析，即Mary Ann Clawson, Constructing Brotherhood: Class, Gender, and Frater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apter 3.
[30] The process is recounted in Theodore A. Ross, Odd Fellowship: Its History and Manual (New York: M. W. Hazen, 1888), chapters 1–3.
[31] Ibid., 36 and chapter 14.
[32] Paschal Donaldson, The Odd-Fellows’ Text-Book, 6th ed. (Philadelphia: Moss and Brother, 1852), 9. 在该书的第14页，唐纳森援引托克维尔以支持“道德”社团如怪人会的价值所在——这证明美国人从很早开始就对这个法国人十分着迷。
[33] Lynn Dumenil, Freemasonry and American Culture, 1880–193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13; Clawson, Constructing Brotherhood, 129–33. 梅森会与奇人会并不排斥天主教徒，但是教会却强烈反对他们加入。后来在19世纪，当南欧与东欧移民抵达时，本土新教徒集中的兄弟会对其他种族成员及其会所就变得不那么欢迎了。
[34] Charles H. Lichtman, ed.,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Improved Order of Red Men, rev. ed. (Boston, MA: Fraternity Publishing Co., 1901), 314–15.
[35] John T. Ridge, Erin’s Sons in America: The Ancient Order of Hibernians (New York: AOH Publications, 1986).
[36] Albert C. Stevens, The Cyclopaedia of Fraternities (New York: Hamilto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mpany, 1899), 234–35, 282–84.
[37] Ibid., 262.
[38] William Alan Muraskin, Middle-Class Blacks in a White Society: Prince Hall Freemasonry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39] Edward Nelson Palmer, “Negro Secret Societies,” Social Forces 23, 2 (1944): 208. 帕尔默还指出，奴隶解放后，“内战结束后的三年中，每一个南部州都加入了黑人共济会的行列”。
[40] Stevens, Cyclopedia of Fraternities, 236–37.
[41] Charles S. Green III, “The Emergence and Growth of American National Voluntary Associations, 1790–197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Sociological Society, Knoxville, March 1980.
[42] Brown, “Emergence of Urban Society,” 48, 强调了这一点。
[43] Ibid., 43.
[44] Roger Finke and Rodney Stark, The Churching of America, 1776–1990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45] Donald G. Mathews,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as an Organizing Process, 1780–1830: An Hypothesis,” American Quarterly 21, 1 (1969): 23–43.
[46] 这一点在下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论证与记录，参见Finke and Stark, The Churching of America.
[47] Brown, “Emergence of Urban Society”, 518.
[48] Richard R. John, Spreading the News: The American Postal System from Franklin to Mor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1.
[49] Ibid., 5.
[50] Ibid., 3.
[51] Ibid., chapters 6–7; Jed Dannenbaum, Drink and Disorder: Temperance Reform from the Washingtonian Revival to the WCTU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4).
[52] Robert H. Wiebe,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7).
[53] 《缅因州统计局的州级年鉴和立法手册》(The Maine Register, State Year-Book and Legislative Manual)自1870年始每年都基本会以相同版式经波特兰各个出版商出版，其中包括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州立社团与地区社团的数据。
[54] Jeffrey A. Charles, Service Clubs in American Society: Rotary, Kiwanis, and Lion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3).
[55] Charles, Service Clubs in American Society; Clifford Putney, “Service Over Secrecy: How Lodge-Style Fraternalism Yielded Popularity to Men’s Ser-vice Clubs,”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27 (1993): 179–90.
[56] Dumenil, Freemasonry and American Culture. 该书讨论了现代梅森协会从“从惯例到服务”的变动。
[57] Gamm and Putnam,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America.”
[58] Murray Hausknecht, The Joiners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2), 18–19.
[59] 梅森会在内战军事单位定期召开例会。此外，波拉德还曾讲述很多关于来自缅因州的联邦军人受到南方梅森会成员援助的轶事，当时这些军人已沦为南方的战俘， “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波拉德说，“梅森兄弟们的温情照拂软化了战争的残酷。”参见R. W. Ralph J. Pollard, Freemasonry in Maine, 1762–1945 (Portland, ME: Grand Lodge of Maine, 1945), 77–79.
[60] Ross, Odd Fellowship, 158–79.
[61] 这一论断基于“公民参与研究项目”所列之主要大型会员制社团的创设地信息，同时基于卡梅隆·谢尔登曾对施密特书中所列兄弟会的分析，相关数据可参见Alvin J. Schmidt, Fraternal Organizations, Greenwoo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Association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0)。两相结合之下，528个美国兄弟会组织中有330个列明了创设地点。
[62] Jno. van Valkenburg, The Knights of Pythias Complete Manual and Text-Book, rev. ed. (Canton, OH: Memento Publishing Co., 1886), xvi, 17, 381–84.
[63] D. Sven Nordin, Rich Harvest: A History of the Grange, 1867–1900 (Jacks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1974), 4.
[64] Charles Hurd, The Compact History of the Red Cross (New York: Hawthorne Books, 1959), chapters 3–4.
[65] Ruth Bordin, Woman and Temperance: The Quest for Power and Liberty, 1873–1900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66] 关于圣殿骑士会右翼支会(a Right Worthy Grand Templar of the IOGT)的明确阐述，参见Turnbull, The Good Templars, 88.
[67] Ruth Bordin, Frances Willard: A Biograph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chapter 8.
[68] 甘姆和帕特南通过1890年、1900年、1910年的城市目录所分析出的兄弟会创设高潮可能是源于这种短命的保险实验。我有此论断基于对下列数据的初步分析：斯提芬的《兄弟会组织百科全书》(Stevens, The Cyclopaedia of Fraternities)、施密特的《兄弟会组织》(Schmidt, Fraternal Organizations)及各城市目录。这就对将人均所占社团数量的激增视为公民活力的衡量这一方法提出了质疑。那些历史悠久、欣欣向荣的组织比众多的短命社团都要更重要。
[69]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Earl Raab,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Right-Wing Extremism in America, 1790–1970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81–104.
[70] 这一论断基于下书所列举的关于各类兄弟会的创设数据，参见Schmidt, Fraternal Organizations.
[71] Stephen Thernstrom, ed.,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422–23 (in the essay “Germans”).
[72] Christopher J. Kaufman, Faith and Fraternalism: The History of the Knights of Columbus, 1882–1982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2), chapter 8.
[73] 这包括红人改进会(the Improved Order of Red Men),美国保护协会(the American Protective Association)、美国机械工人联合会(the Junior Order of United American Mechanics),德裔美国人同盟(the German-American Alliance)、第二个三k党(the second Ku Klux Klan)。
[74] 与本章所列证据极不相符的这一论断，还存在一个枯燥单调的版本，参见Michael S. Joyce and William A. Schambra, “A New Civic Life,” in Michael Novak, ed., To Empower People: From State to Civil Society, 2nd ed.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1996).
[75] Stuart McConnell, Glorious Contentment: The 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 1865–190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2).
[76] Nordin, Rich Harvest; John Mark Hansen, Gaining Access: Congress and the Farm Lobby, 1919–198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77] Theda Skocpol,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92), part 3.
[78] Henry J. Pratt, The Gray Lob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79] William Pencak, For God and Country: The American Legion, 1919–1941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9); Richard Seelye Jone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egion (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46); Theda Skocpol, “The G.I. Bill and U.S. Social Policy, Past and Futur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4, 2 (1997): 105–9.
[80] Jeffrey M. Berry, The Interest Group Society, 3rd ed. (New York: Longman, 1997), Figure 2.4, page 27.
[81] Frank R. Baumgartner and Beth L. Leech, Basic Intere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3. 我将这些数据补充至1999年，结果发现在整个九十年代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82] Charles Morris, The AARP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6).
[83] Berry, The Interest Group Society, chapter 2.
[84] Debra C. Minkoff, Organizing for Equality: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and Racial-Ethnic Organizations in America, 1955–1985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ter 3, especially Figures 3.1 and 3.2, page 62.
[85] Jeffrey M. Berry, Lobbying for the People: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Public Interest Group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86] Berry, The Interest Group Society, 34–37.
[87] Robert Cameron Mitchell, Angela G. Mertig, and Riley E. Dunlap, “Twenty Years of Environmental Mobilization: Trends Among Nation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Riley E. Dunlap and Angela G. Mertig, eds.,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The U.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1970–1990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1992), 11–88.
[88] 例证可参见Andrew S. McFarland, Common Cause: Lobby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1984), 8. 安德鲁·麦克法兰在书中称“自一开始，同道会的赞助者就多是中上阶层的白人，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届中年，财务殷实，而且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各州。”
[89] Berry, The Interest Group Society, 19–29.
[90] Ibid., 80–85; Jack L. Walker Jr., Mobilizing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 Patrons, Profess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Michael T. Hayes, “The New Group Universe,” in Allan J. Cigler and Burdett A. Loomis, eds.,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2nd ed. (Washington, DC: CQ Press, 1986), 133–45.
[91] Data from Robert D. Putnam.
[92] Steven Brint, In an Age of Experts: The Changing Role of Experts in Profession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93] Steven J. Rosenstone and John Mark Hansen,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Sidney Verba,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The Big Tilt: Participatory Inequality in America,” The American Prospect 32 (1997): 7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