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在80年代初成立经济特区，建起了市场经济的孵化器时，苏联才刚刚开始走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领导下出现的停滞期。关键步骤始于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1985年登上苏共总书记的宝座。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的去世使这一职位空出，戈尔巴乔夫去参加任命他为总书记的会议之前，对妻子说：“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1]戈尔巴乔夫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后，很快便着手进行改革创新，它将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社会的基础，甚至将动摇苏联的生存。戈尔巴乔夫并不想把苏联置于死地，他只想给衰朽的苏联注入新的活力。然而，他为完成这项任务而释放出来的力量，却最终导致这个体制的寿终正寝。
整个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在后共产党时代的发展，要比大多数人设想的更加艰难、更加漫长。俄罗斯的十年改革，成功与挫折不相上下，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的进展缓慢而曲折。人们长期梦寐以求的自由，在变革(perestroika)、公开性(glasnost)和民主化(demokratizatsiya)如火如荼的日子里，似乎已经触手可及，但是，俄罗斯的政体能否维持这种自由，要得出结论仍然为时尚早[2]。本文将集中分析苏联解体以后，后共产党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过程。
一 史无前例的改革
为了把这种分析放在一个历史的和比较的背景下，我要首先简短比较一下苏共和中共的改革，兼顾它们的异同。
苏共和中共的改革有少数相似之处，尤其是在一个基本愿望方面，即放弃存在于这两个社会中的传统苏联模式。然而，实际推行的改革，在大多数方面都不一样。例如，发动和推行改革的背景就十分不同。中国在她的第一位共产党领袖去世后，几乎立刻就开始了改革，发动和实施改革的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领导人，是实际参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统治的。苏联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做出改革努力的领导人及其支持者，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都还未出生。事实上，他们的成年期正值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对斯大林模式进行重新评价，并且放松了严格的社会管制。中国着手于体制改革，是发生在发展的较早阶段，领导人拥有更大的合法性，当然这也构成了某些限制。例如，许多改革者实际参与过共产制度的建立，这意味着他们不太愿意放弃这种制度中一些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因素。
苏联和中国的改革，也有着十分不同的意识形态基础。邓小平及其同僚试图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但他们是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来表述的，这清楚表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虽然得到“重新评价”，但未必会被放弃。中国的领导层担心意识形态上改弦更张，将鼓励人民“怀疑一切”，质疑党的领导地位[3]。相反，在苏联大家都很清楚，戈尔巴乔夫正在马不停蹄地放弃许多社会主义教条，不太考虑或根本不考虑这可能给一直受马列主义思想灌输的人民所造成的影响。自由化和经济发展都明确地以西方为楷模，清楚表达着与马列主义戒律决裂的意向。
在推行改革的速度上也有类似的差别。中国用了多年时间引入市场化改革，即使在二十多年以后，经济仍未完全摆脱国家的控制，而苏联的经济在三两年时间内，便从允许私人经济活动转向推行世界上最庞大的私有化计划。两个国家对改革的态度也十分不同，在中国，改革不但受到欢迎，而且获得了地方和基层群众的主动协助。改革在苏联得到的回应则较为冷淡，并受到官僚阻挠。
不过，苏联和中国改革共产制度的努力所带来的结果，也有相似之处。两个国家的改革都发挥着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导致意识形态阵营分化的作用，比如出现了改革派、中间派和保守派。然而，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两国公民社会的同步兴起。80年代末，中国的公民社会端倪初现，1989年4月到6月间的示威活动是其最清晰有力的表现。在苏联，人民几乎一夜之间便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中间阶层和精英的相对强大，使这里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和组织十分迅速。再加上国家特有的多种族特点，以及她在东欧的多民族帝国，意味着对民族主权与独立的强烈要求会导致大规模的危机。最终导致苏联崩溃的过程固然不是由公民社会所发动，但推翻苏联的却是按政治和种族路线组织起来的公民团体。
中苏两个体系也都因为各自的改革而陷入危机。中国在八十年代末面对相当广泛的危机，虽然最终仍得到了成功的控制。苏联在1989-1991年的危机要比中国面对的更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正是在这方面，中国与苏联的改革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中国经受了跌宕起伏的考验，但她毕竟学会了缓慢调整;苏联却迅速踏上走进“历史垃圾箱”的道路，成为对马克思预言的反讽。
二 后共产党时代的艰难旅程
自从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俄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一共进行了四次议会选举、一系列区域和地方选举以及三次总统选举。俄国的领导层也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普京(Vladimir Putin)从叶利钦(Boris Yeltsin)手里接过总统宝座，统一俄罗斯党取替共产党成为主要的议会势力。俄国经济在90年代的最初几年虽然持续衰退，但也经历了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在新千年到来之际，经济复苏为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带来了希望。
当然，俄国也面临严重的困境与挑战。当俄国踏上后共时代的旅程时，立刻就要应付若干异常艰巨的任务：把老朽的指令式经济转变为稳定而有效率的自由市场体系;维护领土完整;在一个有着漫长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从1993年秋天人民代表大会与叶利钦政府之间的流血对抗，到车臣的十年战争，包括莫斯科的剧院、地铁和体育场受到的恐怖袭击，国家众多的失败事例随处可见。不过大体上说，在过去十年里，俄国在巩固民主治理、发展市场经济和加强初生的公民社会方面，可谓成绩斐然。
(一)走出历史的阴影
其实，在苏联解体之后，俄国并不具备轻装上阵、“从零开始建立民主”的优势[4]。相反，公民和政治活动家必须对付这样一种从未以民主方式运作过的体制，它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只发生了局部变化。甫获独立的俄国，仍然受着苏联时代的宪法和法典、更不用说民风民俗的支配。所以，就90年代初期俄国政治体系的发展而言，不应把它视为从零开始的民主发展，而应视为从苏联崩溃的阴影中逐渐走出的过程。
苏联制度的第一项遗产，是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权力划分不明确。叶利钦担任总统后，他的副手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接替他的位置，成了立法部门的发言人，两人之间不久便出现了嫌隙，随后演变为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一场较量。哈斯布拉托夫反对叶利钦及其代总理盖达尔(Yegor Gaidar)提出的激进经济改革，他利用自己在立法部门的地位杯葛改革法案，在1992年12月拒绝重新任命盖达尔担任总理。
1993年3月，最高苏维埃对叶利钦这位在1991年6月选举中上台的总统启动了弹劾程序，但是被1993年4月25日的全民公决挫败。此次全民公决要求人民回答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支持叶利钦政府，是否赞成提前选举。有53%的微弱多数赞成叶利钦的经济政策，59%的人对他担任总统表示信任，但是对于提前选举总统的问题，选民大体上是一分为二。叶利钦把这一结果视为重新得到了人民的授权，便着手准备新宪法以巩固自己的权力。1993年9月21日他下令解散议会，举行新的议会选举。哈斯布拉托夫在副总统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的支持下，拒绝接受叶利钦的制宪动议，并在白宫(议会大厦)周围设置路障。鲁茨科伊宣布自己为代总统。有两周的时间，群众一直包围着设有路障的白宫。军队在10月4日采取武装行动攻打白宫，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及其支持者很快束手就擒。
叶利钦利用这次“十月事件”推动改革，用更加明确的职能和权力划分调整了政治体系，并为全国和地方选举以及新宪法的全民公决做准备。宪法规定了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赋予总统巨大的权力。俄国人民虽然有机会在宪法全民公决中对新宪法表达意见，但其实他们没有真正的选择，只能对交给他们的宪法表示赞成或反对。反对意味着继续生活在旧宪法的框子里，赞成则意味着认可强大的总统权力。1993年12月12日的宪法全民公决和选举给了俄国一部新宪法，也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一个严重分化的立法机关。没有哪个政党得票超过四分之一。最明显的赢家是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ksy)的具民族主义倾向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它获得了22%的选票，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得票率只有15%，受到压制的共产党得票12%。
羽翼未丰的俄国民主，在1995年12月议会选举中经受了第一次考验。竞选活动未受阻挠的共产党成了大赢家，获得22%的选票，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获得12%，亲政府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获得10%。一位俄国政治学家评论道[5]：
最令观察家吃惊的是，尽管四年来无休止的反共宣传，在俄国再次占了上风的，仍是民众的社会主义信念、国家统一和苏维埃大国的复辟。这种信念至少获得了三成选民的支持，他们把票投给了共产党以及在意识形态上与它接近的政党。
尽管原共产党政权的种种错误和失败，尽管新政权的反共立场和宣传，人民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存在着普遍的怀旧情绪。这种现象其实不难理解，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人们会情不自禁怀念过去的时光，那时尽管自由无多，但苏维埃国家至少为人民提供了一种差强人意的生活。
从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在第一轮选举中，叶利钦险些输给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他拿到了32%的选票，叶利钦得票为35%。叶利钦很清楚共产党获得支持的性质，他在第一轮选举后宣称：“我知道，大家并不是投票支持我们过去的生活，而是投票反对今天的苦日子。”[6]在决胜局的选举中，当只能在叶利钦和久加诺夫之间做出选择时，俄国的多数选民把票投给了叶利钦。他再次获得授权。
(二)走向普京时代
1996年的总统选举使叶利钦能够再干四年，但是1993年的宪法规定了任期两届的限制，这意味着第二届任期也是最后一届任期。叶利钦的威权主义倾向曾让一些人相信，他有意取消原定于2000年6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然而，当叶利钦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就要结束之际，他却公开表示，他希望“作为确保〔俄国〕第一次合法权力转移的总统载入史册”[7]。就在2000年的钟声敲响前几个小时，他把总统职位让给了当时的总理普京，许多人认为，叶利钦是想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为他这位门生壮大声势。这话固然不错，可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这次权力转移是一份谈判协议的一部分，它规定了不得追究叶利钦在任职期间的罪行和“违规行为”。
1999年12月杜马选举的结果向叶利钦清楚表明，这是他选择继承人参加大选的大好时机。在这次选举中，一个亲克里姆林宫的政党所获得的支持，在后苏联时代第一次与共产党持平。俄共的得票依然最多，为24%;亲普京的联盟以23%的得票稍稍落后。另一些中央派政党，如右翼力量联盟(8.5%)和“祖国─全俄罗斯”联盟(13%)，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支持。在车臣重开战端没有丢失多少民意，普京的民望也达到了创记录的高峰，他稳操胜券。
普京，这位前克格勃官员和圣彼得堡市副市长，在短暂的选战中把这些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电视报导也给他帮了大忙。在3月26日的第一轮选举中，普京便以53%的得票率胜出，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只获得了30%的选票。
2000年5月，普京就职俄国第二位总统，标志着这个国家第一次符合宪法的总统权力更迭。就此而言，普京的当选证明了俄国是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遵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运行。不过也暴露出一些选举舞弊现象，包括焚烧选民登记证、威胁选民、伪造选民表格等等[8]。普京确实享有广泛的民意支持，因此这些做法全无必要，或许只是为了保证他的得票超过50%，避免参与两位得票最多候选人的第二轮对决。
普京甫一上台，俄国的民主似乎立刻受到了打击。普京的第一道指令，是重申中央对广袤的国家领土和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控制权。叶利钦倾向于分散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只要它没有直接威胁到他本人的地位。纠正这种倾向也许是必要的，但普京在重申莫斯科的权力时采取的方式，却使西方观察家、外国政府和俄国自由派对他作为民主派的声誉产生怀疑。普京逮捕或放逐了一些寡头，关闭了他们拥有的独立媒体，这些措施让一部分人坐卧不安。他们把这视为反民主的措施，而不是为了抑制某些私人集团的权势;这些集团通过犯罪和腐败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帝国，势力之大足以抗衡克里姆林宫。不过，在打击犯罪、使俄国公民恢复秩序感甚至荣誉感方面，普京的措施十分成功。过去，俄国公民总是把后共时代的政府同叶利钦的醉汉形象和病态身躯联系在一起，而普京与他形成鲜明对照：一个柔道好手和克格勃老兵，象征着力量与骄傲。
俄国在普京的领导下取得了多大进展，可以从2003年至2004年的议会和总统选举中看出。在2003年12月的杜马选举中，一个亲克里姆林宫的政党第一次成了后苏联时代的真正赢家：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37%的选票，以12个百分点大大领先第二位的共产党。在2004年3月的总统大选中，普京实际上没有对手，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的领袖都拒绝参与竞选，两党仅分别推出了不太知名的政治家哈里托诺夫(Nikolai Kharitonov)和马雷什金(Oleg Malyshkin)，一个是前集体农庄主席，另一个是前拳击选手。除了这两人之外，还有杜马成员格拉济耶夫(Sergei Glazyev)和米罗诺夫(Sergei Mironov)，他们虽然有些议会政治家的声望，却肯定不是任何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的成员。自由派的哈卡玛塔(Irina Khakamada)失去其政党的支持后，以独立身份参加竞选。看看这种状况便不会奇怪，普京为何能以71%的得票再次当选。真正的问题是，这次选举对俄国的民主意味着什么?
普京在竞选中实际上没有对手，这固然是个事实，却不应据此认为俄国的民主已经寿终正寝。俄国人都十分清楚，反对普京的人没有任何机会，自1999年以来，他一直是俄国最受欢迎的领袖。2004年大选前夕的民意调查显示，普京享有72%的支持率，无人可以望其项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普京必须在2008年第二届任期届满时退下(在不修改宪法的前提下)，那么与其徒劳无功地浪费资源，还不如退出竞选。对俄国民主的真正考验将发生在2008年，届时普京如果拒绝退位，他的威权主义倾向就将暴露无遗;如果一个新的领袖进入克里姆林宫，俄国的民主化进程将变得不可逆转。
(三)后共产党时代的经济改革
与国家的政治改革相反，俄国后共产党时代的经济改造不但在苏联解体后立刻启动，并且此后一直势头不减。1992年1月2日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方案，要求同时对所有重要的经济领域迅速实行改革。遵照“休克疗法”的方案，除少数消费品和能源产品外，价格管制被一概取消，大力推行私有化，采取了使卢布可对换的措施。政府大幅提高征税、削减开支，力争做到收支平衡，并且最终放弃了中央计划，让市场调节供需。
有人以为，只要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基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造就一个既有效率又稳定的经济。这种看法与事实相去千里。改革方案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储蓄迅速萎缩，产量锐减，造成生活质量的全面恶化。事实上，有些后果是灾难性的，叶利钦的副总统鲁茨科伊把它形容为“经济种族灭绝”[9]。1992年出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GDP衰退，几乎比1991年下降20%，1993年又比1992进一步下降12%，整个90年代始终贯穿着这种实质性的衰退[10]。
经济改革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由国有资产管理全国委员会的首脑丘拜斯(Anatoly Chubais)设计和领导。俄国的这一场把所有权从国家转移给私人的经济变革，被称为“世界上最具雄心、最迅速的国企私有化方案”[11]。不过，也可以把它称为一次“火灾残留物拍卖会”，因为绝大多数企业的出售都远低于市场价。从1992-1999年，有超过140,000家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其中包括25,000家有数千名工人的大型企业[12]。私有化过程在清除国有资产上十分成功，大约有四千万俄国人成了私有企业的股东(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国家)[13]，不过这个过程远远谈不上公正，它造成了共产体制转型中的“赢家”和“输家”[14]。
从1992-1994年的私有化第一个阶段，每个俄国公民都获得了票面价值为一万卢布(按1992年的汇率折合十美元)的“私有化证券”，用于向他们所选择的公司进行投资。人们的设想是，俄国的这些新的股份持有人，将投资于私有化公司或他们自己工作的企业。由于这个时期快速的通货膨胀、经济混乱和整体性的经济困境，大多数俄国人没有选择进行长期投资，而是以大打折扣的价格把他们的私有化证券卖给了投机商。这些投机商能够以极低的价格获到企业的控股权。此外，这些投机商往往就是企业的前任经理，这意味着私有化成为精英们把自己在苏联体制下获得的私有财产合法化的手段。这个过程把国有资产迅速转移给了私人，但是私有化并没有带来任何经济收益，因为既没有真正的资本投入，组织和管理结构也未发生重大变化[15]。
私有化的第二个阶段于1994年夏天宣布，翌年启动。在这个“现金”阶段，只按市场价格进行私有化，方式是拍卖和投资方出标。出售企业的收入51%归企业，其余部分在联邦和地方政府之间分配[16]。1992-1994年以私有化证券实行私有化的阶段，从本质上说是要消灭国有资产。与这个阶段相反，私有化的现金阶段才是俄国真正市场转型的开始。投资者选择那些真正有前景的公司进行投资，企业一旦完成私有化，管理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整个企业脱胎换骨。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只是经济改制画面的局部，因为单纯的私有化并不能保证经济绩效的改善。有研究表明，由经理和外国投资者控制的私有化企业，要比由工人控制的企业表现更佳。这也许是经理和外国投资者最初购买股份的企业，“都有较好的业绩和改制前景”，而那些赢利能力较差的企业则被留给了工人[17]。
对于提高俄国经济部门的产量和效率来说，私有化可能是最具根本性的变革，但另一些因素也同样重要，这包括创建新的企业和发展市场贸易。截至1998年7月，俄国大约有87.5万家小企业。后共产党时代创立的小企业超过一百万家，不过其中许多是创立于私有化的早期阶段，很快便关门大吉。同样，以市场为基础的贸易的发展，也比许多人设想的更为困难。休克疗法的结果是，必须在一夜之间建立市场以取代中央计划。当市场未能真正出现时，人们便求助于实物交易、在个人菜地里种粮食，甚至干脆什么也不干(姑不论偷盗和犯罪)。
尽管这项任务艰巨无比，障碍重重，俄国经济还是在1998年终于有了起色，出现了脱困的迹象。但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俄国经济在1998年8月再次跌入低谷。过去几年里，经济一直在缓慢复苏，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普京政府实行的结构改革。如今，俄国经济已经取得稳定，正在经历着可观的增长。总之，俄国已经成功完成了世界上最艰巨的经济转型的第一阶段，正如一家西方投资机构最近所说：“俄国国内产业的竞争力已经有所改善，取得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基本的市场环境已经形成。”[18]
(四)公民社会和自由
民主和自由在俄国的命运，不仅取决于维护自由选举和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俄国也需要一个关心公益、能够发挥政治作用的活跃的公民社会。只有积极的公民共同形成一个公民社会，才能对国家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国家权力在普京的领导下已经成倍增长。在培育公民社会方面，俄国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其中至少包括对共产党历史和过去大国地位的怀念。不过，也有学者对今天俄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持乐观态度。例如，赫德森(George E. Hudson)认为公民社会正在俄国发展，并对公民团体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一个突出角色表示了“审慎的乐观”[19]。吉布森(James L. Gibson)根据对俄国社会网络和公民社会的调查数据的分析，也认为俄国的社会网络和公民意识正在促进国家的民主转型[20]。
除了公民组织以外，教会和宗教生活也是公民社会的重要机构，它们为公民的参与提供了方便。有研究指出，经常去东正教教堂的俄国人，也更有可能通过投票之类的活动参与公民和政治生活[21]。俄国既有上千年的基督教传统，又有近七十年的无神论经历，这种特殊的历史，使教会成为衡量俄国的公民生活和宗教参与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晴雨表。作为“强迫世俗化”政策的一部分，教会曾在苏联受到系统的打压;大多数教堂在共产党时代要么被毁，要么成了国家财产。从1989-1999年，宗教信徒一直在努力恢复或重建他们的旧教区;在这个时期，俄国的东正教教堂从大约7,500座增加到了19,000座[22]。
缺少自由，大概是苏联最令人憎恶的特征。获得自由不但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梦想，也是普通人和政治改革家的梦想。在“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如火如荼的日子里，自由似乎已经到了俄国公民手里，可是在苏联解体十几年后，他们仍然要为争取和维护自由而斗争。俄国公民虽然比二十年前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建立自治的公民领域，使自由得到可靠的保障，仍是未来一项艰巨的任务。
自苏联解体以来，宗教领域大概是公共生活中最具竞争性的领域。教会是最早受益于改革的社会组织。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承认了教会是合法的公共机构，此后宗教便开始在俄国复兴。这种新的局面，很快便通过1990年的“良心自由与宗教信仰”法的出台而受到法律保护，这部法律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落实了宗教平等，其中一个或许出人意料的结果是，传教活动和改宗现象迅速增加[23]。随着西方的宗教组织开始在俄国开展活动，新的宗教运动也开始涌现，它们受到政府官员和俄国东正教教会的抵制，因为它们威胁到东正教，甚至威胁到俄国的民族认同[24]。1997年，新的“良心自由与宗教社团”法对宗教“组织”和宗教“结社”做了区分，前者是指至少在俄国存在了十五年的机构，后者的财产权、教育、出版和传教活动则受到限制。剥夺宗教自由的现象在俄国并未彻底消失。俄国政府则继续同东正教培养亲密关系，东正教实际上承担起了国家教会的角色，虽然没有正式的名份。
除了宗教自由，另一些自由也是开放社会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大概是出版自由。在苏联时代，媒体不可能履行监督政府的职能，因为它们直接受到国家控制，只被用来向人民传达消息和进行政治宣传。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下，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允许媒体公布过去保密的事件，甚至可以抨击政府。水闸终于打开，出现了独立的报纸、电视台和电台。在叶利钦统治下，媒体的报导和批评能力大为提高，虽然许多媒体集团陷入财务困难，其批评也近似于“黄色新闻”，即通过传播丑闻吸引读者，或是为了从成为揭露对象的政治和商业对手那儿换取现金。它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由了，因为它们受到一小撮以“寡头”闻名的商业大亨的控制，这些人在脱离共产体制的转型期间聚敛到巨额资金。尽管这些大亨形象十分负面，叶利钦却发现和他们有着共同的立场，因为双方的心腹大患是一样的──共产党重新掌权。职是之故，这些寡头及其媒体帝国也支持叶利钦赢得大选。
媒体在普京的竞选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普京一上台就对媒体和控制媒体的寡头发起进攻，从而限制了媒体的力量。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及其媒体帝国大张旗鼓地公开反对普京政权，不久便被摧垮;2002年1月，俄国最后一家独立的全国性电视频道“电视六台”也被关闭，这进一步减少了该国独立媒体的声音。
普京到底目的何在，不易分辨。是针对独立媒体，还是针对操控媒体的寡头?虽然西方极力反对自由媒体在俄国受到的打压，俄国人自己却好像不太在意。2000年3月，有55%接受调查的俄国人说，他们期待并希望普京加强国家对媒体的控制[25]。至于关闭“电视六台”，只有7%的俄国人认为普京与此事大有关系，反而有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经济活动家”的内讧而已[26]。
博夫特(Georgy Bovt)总结这种形势说：“显然，当代俄国公民社会的媒体，仍不能做到准确传达全社会的关切，或以任何果敢的方式捍卫民主和自由市场改革。”[27]媒体自由在俄国的衰落，肯定有碍于公民社会的力量，抑制俄国人民实行自治、监督国家、限制其对社会为所欲为的能力。
(五)苏联历史和俄国的未来
俄国向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转型，肯定与苏联的过去联系在一起。前进意味着走出这段历史，但它仍然活在今天的俄国，大大影响着人们──无论是被统治者还是统治者──看待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的方式。在90年代，这共产体制的遗产一直是俄国历史中最重要的内容，塑造着她走向后共时代的道路。俄共在1995年12月的杜马选举中展示出强大的力量，久加诺夫在1996年夏天差一点打败叶利钦，都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在1999年杜马选举中的得票，再次超过任何单一政党，这项成绩进一步验证了共产党支持者的恢复能力。只是在2003年12月的杜马选举中，一个亲克里姆林宫的政党才成为后苏联时代俄国的真正赢家。
不言而喻，苏联历史在这个国家的许多方面都有反映，而不仅表现在共产党获得的支持上。大概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俄国人对共党统治的终结感到遗憾。1999年的民调数据显示，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只有近22%的俄国人会选择现在的生活，却有差不多64%的俄国人会选择他们在1991年以前的生活。当明确问到他们对苏联崩溃的感受时，有77%的人说，他们为此感到惋惜[28]。
在新千年时代，共产怀旧病和俄国共产党都有可能日益变得无关紧要，然而这并非因为它们的象征符号已经失去民心。倒不如说，另一些人已经更有效地接过了苏联过去的影响力，用多少有些不同的形式复活了它。从普京本人以降，包括总统行政班子中的许多成员和杜马成员，甚至地区长官、安全部门、军队和警察，在让自己同那个政权的罪恶保持距离的同时，也开始向俄国公民表明他们代表着苏联最好的一面。这些新的“中央集权派”用俄罗斯帝国的许多象征符号来装点自己，自豪地谈论着国家的过去，对她的未来表现出乐观精神。对于一个被经济困境、街头暴力和无处不在的腐败所困扰的社会来说，他们传递的信息是很有感召力的。这个新阶级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苏联精英，这进一步证实了有关老精英在后共产党欧洲的生存和转型能力的论点[29]。
三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
戈尔巴乔夫本想拯救苏联，他的改革却导致了苏联的覆灭。后共产党时代表明，制度的变革并不能保证平稳的发展。在苏联解体已经十几年后，俄国仍未取得改革者所向往的民主治理和经济繁荣。其实，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在后共时代的发展，与任何人的设想相比，都是一个更困难、更漫长的过程。今天的俄国仍然要克服过去的创伤，仍要克服建立民主和自由市场这一双重任务中的难题。许多领域的成就显而易见，包括市场经济和日益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但是，赢得民主、自由和经济繁荣，仍然是一项有待完成的艰巨工作。不消说，就俄国的未来而言，得出任何最终结论仍然为时过早。不过，她同过去一些令人憎恶的因素的决裂，似乎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