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面临美国民主党内左翼要求她积极应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强烈呼声。她在一封给支持者们的电子邮件中，对一些企业高管的高薪表达关切。

　　报道称，12日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希拉里传递民粹主义讯号，称美国家庭仍面临财务困境之际，企业执行长(CEO)的平均收入却是工薪阶层平均收入的300倍左右。

　　美国大型企业执行长与普通工薪族的薪资差距急剧扩大。据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EPI)研究数据，1965年时，企业执行长收入是普通工薪族的20倍左右，而2013年时，企业执行长薪资是工薪族平均薪资的接近300倍。（中国新闻网）

　　正确判断希拉里炮轰企业高管薪酬过高将产生的竞选效应，或者说将给竞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要从美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以中国人的视角看待美国的制约性矛盾，某些传统理论已经不合时宜、不能给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了。那么，美国现在的制约性矛盾到底是什么？

　　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个重要结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一卷831-832页）。也许正是马克思的这个警告和早期资本主义存在的矛盾，为避免资本主义的丧钟，资本主义国家从确保优胜劣汰的选举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两个方面予以修正。

　　西欧的福利制度起源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的福利制度起源于希奥多·罗斯福，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达到了高潮。“福利成本增长速度飞快，而政府又不愿意以这样的幅度提高税收。他们采取了最简单的方式，靠借贷来为当前选民提供福利，其结果则是财政赤字和危险的巨额公共债务”（李光耀，引自[美]约翰·奈比斯特《大变革》213页）。

　　靠维持稳定的福利争取相对多数的选票，以争取相对多数的选票确保党派胜出，而要确保福利争取选票就要靠借贷和财政赤字来支撑，这就是当代西方国家面临的难以解决的制约性矛盾。德国《世界报》2012年7月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核心就是，西方福利国家只有在完成比它实际可承担的程度更多的任务时，才能够维持稳定。也许这样做有充分的社会理由，但是，即使你不是经济专家，你也能够看得出来，这种做法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引自《大变革》214页）。

　　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的希拉里，自然也面临难以自拔的福利制度与选情矛盾的挑战。她已经意识到：要确保竞选胜出，就必须最大限度地争取选民，而争取选民的关键，又在于选民原有福利至少不降低。希拉里自2013年2月1卸任国务卿，时隔两年后高调竞选下届总统，她“第一把火”就炮轰企业高管薪酬，正是她深思熟虑找到的既能争取选票又能提高执政水平、解决制约性矛盾的焦点问题。

　　美国智库提供的企业执行长收入情况，几乎与美国福利制度积累的矛盾同步，说明此前的美国政府在勉为其难维持福利制度的同时，却让企业执行长的薪资大幅增长，拉大与工薪族薪资水平的差距。希拉里参加竞选烧的第一把火就炮轰这一制度，对朝野的震动非同小可，以得罪极少数高管的代价得到绝对多数人的支持，这在选情上的得分也会出人意料的高。以“彪悍”著称，要当“斗士”的希拉里，第一炮就先声夺人，还引发对华决策走向的关注。

　　希拉里当选总统对华关系的走向会怎样？不少人从她此前对华言论得出更加强硬的结论。受制于而且只能置身于现行制度和国际环境的希拉里，我认为她的对华关系与现行关系不会有大的出入，充其量是在微调的前提下某个或某些问题上有所不同而已。就是在任国务卿期间，我们也看到她对钓鱼岛和南海问题的表态，其实就是美国对华关系矛盾的集合体，“不选边站队”、“不持立场”几乎就是希拉里的专用术语。

　　如果没有更强势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在2016年胜出，在中期选举不出问题的情况下，他的任期就要到2024年，这与美国舆论普遍认同的中国将在2030年全面超越美国的判断接近。在不可能通过一场战争和一项改革根本改变世界格局的国际政治背景之下，妥善处理包括与复兴大国中国的关系确保美国的自身利益，乃是当务之急，就像不少盟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不顾美国反对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一样。